第2章 在王城的幼年
刻律德菈学会的第一个词不是“妈妈”，也不是“爸爸”。
是“不”。
据说那天，宫廷礼仪官试图给一岁的她戴上那顶缀满蕾丝和珍珠的婴儿礼帽——那是萨伏依王室所有公主都必须佩戴的传统式样，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
刻律德菈抬起那双蓝得过分的眼睛，伸出小小的手，一把扯下帽子，扔在了地上。
然后她说：“不。”
清晰，干脆，带着一种与年龄完全不符的笃定。
侍女们面面相觑，礼仪官的脸涨得通红。
1916年的夏天，义大利军队在伊松佐河发动了第六次攻势，伤亡数字像一条不断攀升的曲线，刺眼地印在纸上。
国王放下战报，沉默了片刻。
“由她去吧。”他说。
没有人敢再提帽子的事。
而1917年的冬天格外寒冷。
卡波雷托。
这个名字在十月底像一道惊雷劈进了奎里纳尔宫，义大利第二集团军在那条小小的河流边崩溃了。
不是撤退，是崩溃——超过三十万人被俘或失散，整条战线像被撕裂的伤口一样向后溃退。
德国人的渗透战术和奥匈帝国的重炮，把卡多纳将军的防线打得千疮百孔。
那几天，刻律德菈只有两岁半，还不太能理解大人们在说什么。
但她记得父亲书房里的灯整夜整夜地亮着。
她记得翁贝托——十四岁的王储——站在走廊里，脸色苍白地听着副官们压低声音的汇报。
她记得姐姐们的眼泪，记得母亲埃莱娜王后跪在私人祈祷室里，整整一夜没有出来。
她还记得父亲在那几天里突然老了许多。
卡多纳被解职的那天，国王从书房里走出来，看见小女儿正坐在走廊的地毯上，用积木搭一座歪歪扭扭的城堡。
他停下来，低头看着她。
刻律德菈抬起头，那双蓝色的眼睛清澈得不像一个两岁的孩子。
她伸出手，把一块积木递给他。
国王蹲下身，接过积木，放在了城堡的顶端。
“要倒了。”
刻律德菈说，她的义大利语还带着奶声奶气的含糊。
“不会倒的。”国王说，“我会让它站住。”
那一刻，他在那双婴儿蓝的眼睛里看见了一种奇异的东西——不是安慰，不是崇拜，而是一种安静的、几乎是审视般的注视。
仿佛这个两岁多的小女儿，在用自己的方式理解他刚刚说出的那句话。
国王站起身，走回书房，重新拿起了战报。
战线最终在皮亚韦河稳住了，英国人和法国人派来了援军，美国人也在大洋彼岸开始动员。
义大利没有倒下。
但奎里纳尔宫里的气氛变了，战争不再是远方报纸上的标题，而是近在咫尺的喘息。
配给制开始实施，王室的餐桌上不再出现从前那些丰盛的菜肴。
国王下令，王室成员的口粮标准与前线军官保持一致。
玛法尔达为此发了好几次脾气，她正是爱美的年纪，受不了没有黄油的面包和只有盐的汤。
约兰达沉默地接受了，只是偶尔会用怀念的语气提起战前的点心师傅。
翁贝托一声不吭地吃光所有东西，连盘子都用面包擦得干干净净，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如果士兵们在战壕里只能吃这些，那么王储也一样。
刻律德菈不挑食，她什么都吃，吃得干干净净。
这让王后十分惊讶，埃莱娜王后——这位蒙特内格罗的公主，曾经骑着马翻越群山去探望伤兵的女人——在女儿身上看见了一种熟悉的东西。
一种骨子里的不娇气。
“她不像公主。”
有一次，王后对国王这样说，语气里没有责备，反而带着一丝笑意。
“她像你。”国王回答。
王后笑了，这是卡波雷托之后，国王第一次看见她笑。
战争在1918年11月结束了。
义大利赢了。
特伦托和的里雅斯特回归王国，奥匈帝国土崩瓦解。
停战消息传到罗马的那天，整个城市陷入了狂欢。人们涌上街头，挥舞著三色旗，高唱着国歌。
奎里纳尔宫的阳台上，国王和王后带着孩子们向人群挥手致意。
刻律德菈被翁贝托抱在怀里，从栏杆上方望下去。
她看见人山人海，看见旗帜像潮水一样翻涌，看见那些经历了三年战争的人们脸上挂著泪水和大笑。
她的头发在秋风中飞扬——那一头白发正在逐渐变长，发尾染上了浅浅的蓝色，像冬天海面的反光。
这是她前世记忆中游戏角色“刻律德菈”的发色。
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这个事实：这具身体正在长成那个游戏角色的模样。
白发蓝眸，精致的五官，还有那与生俱来的、仿佛刻在骨血里的优雅姿态。
宫廷礼仪官曾经试图教她行屈膝礼——萨伏依王室所有公主都必须学习的标准礼仪——刻律德菈看了一遍，自己做了一遍，比礼仪官示范的还要标准，还要优雅，仿佛她生来就会。
但她做完了就再也不肯做第二次。
“太麻烦了。”她说，那时她才三岁半。
礼仪官差点背过气去。
1919年的春天，刻律德菈四岁。
她的头发已经长到肩头，那抹蓝色变得更加明显，像是有人把亚得里亚海的颜色偷偷染在了发梢。
她的五官渐渐长开，精致的轮廓让所有见过她的人都忍不住多看几眼。
那双蓝色的眼睛尤为特别——不是萨伏依家族常见的深褐色，而是一种极浅极亮的蓝，像是北方的冰川融进了南欧的阳光里。
有老臣私下里说，这位小公主长得不像是这个时代的人。
没有人能说清楚这句话的意思，但每个人都觉得它莫名地准确。
四岁的刻律德菈开始展现出一些让所有人困惑的特质。
她不喜欢被人服侍。
侍女要帮她穿衣服，她摇头，自己笨拙地扣扣子，扣错了就拆开重来，不厌其烦。
她要自己吃饭，自己走路，自己把玩具收拾整齐。
有一次，一个侍女试图把她从花园抱回房间——因为她踩到了水坑，裙摆沾上了泥——刻律德菈挣扎着下了地，用那双蓝眼睛认真地看着侍女。
“我有脚。”她说，“可以自己走。”
侍女差点哭出来，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这位小公主说这话时的神情太过郑重，像一个成年人在陈述一条不容置疑的律法。
但她同时又优雅得不可思议。
约兰达的钢琴老师有一次在琴房外看见刻律德菈——那时她刚满四岁半——坐在琴凳上，小手在琴键上胡乱按著。
但她的背挺得笔直，手腕悬垂的角度恰到好处，姿态优美得像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
老师愣了很久，后来对约兰达说：“您妹妹坐在钢琴前的样子，比许多练了十年的人还要好看。”
刻律德菈听见了这句话，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小小的，白皙的，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
她想：那是因为上辈子弹了十几年啊。
但她什么也没说。
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翁贝托是最常来看她的。
王储殿下如今已经长成了一个清瘦的少年。
战争结束后的这一年多，他比从前更加沉默，那双与父亲相似的眼睛里多了一层东西——不是忧郁，而是一种沉静的思索。
他在都灵军事学院受训，每逢假期便回到罗马。回到奎里纳尔宫的第一件事，永远是去找刻律德菈。
他给她带礼物。
不是公主们通常喜欢的玩偶或衣裙，而是他在都灵街头买的小东西：一枚古罗马钱币，一块打磨光滑的阿尔卑斯山石，一本他自己读过的旧书。
刻律德菈会把这些东西整整齐齐地摆在房间的窗台上，像一个小小的博物馆。
“你喜欢这些吗？”有一次翁贝托问。
“喜欢。”刻律德菈说，“它们是真实的。”
翁贝托没有完全听懂这句话，但他记住了。
有时候，他会抱着刻律德菈坐在花园的长椅上，给她讲都灵的事，讲军事学院里的训练，讲他在书本上读到的那些古代战争。
刻律德菈安静地听着，偶尔会问出一些让他惊讶的问题。
“为什么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之后没有直接进攻罗马？”
四岁的孩子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翁贝托沉默了整整十秒。
“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攻城器械。”
他认真地回答，仿佛在跟一个同龄人对话，“而且他的军队在翻山时损失惨重，需要休整。”
刻律德菈点了点头，像是在思考这个答案。
翁贝托看着她，忽然笑了。
那是战争结束以后，他笑得最放松的一次。
“你将来一定会让所有人惊讶的。”他说。
刻律德菈没有回答，她把头靠在哥哥的肩膀上，望着花园里盛开的玫瑰。
五月的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她想起了另一个世界的五月，那个她用手机抽卡的夜晚。十连出了十个刻律德菈，她还记得屏幕上那个角色手持手杖、头戴冠冕的姿态。
白发蓝衣，目光凛然。
而现在，她正在变成她。
不只是容貌，还有某种更深的东西。
那种对秩序的本能敏感，那种对“法则”的天然亲近，那种骨子里的优雅与骨子里的不驯——它们正在这具小小的躯壳里缓慢地生长，像一颗种子，等待着破土的时刻。
1920年的冬天，刻律德菈五岁了。
圣诞节前夜，国王送给每个孩子一件礼物。
约兰达得到的是一串珍珠项链，玛法尔达是一件巴黎运来的晚礼服，翁贝托是一把刻着家族纹章的猎刀。
刻律德菈得到的是一根手杖。
它很短，刚好适合五岁孩子的手掌。杖身是深色的木料，打磨得光滑温润，顶端镶嵌著一枚水晶雕成的棋子——王棋。
水晶在烛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芒，像是一颗凝固的星星。
“这是我自己选的。”
国王说，看着小女儿接过手杖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看见它的第一眼，我就觉得它应该属于你。”
刻律德菈握着手杖，手指收拢在水晶王棋上。
那枚棋子的棱角贴合著她的掌心，仿佛它生来就是为了被她握住的。
她抬起头，看着父亲。
国王在那一刻看见了一样东西。
在女儿那双蓝得不可思议的眼睛里，有一种超越了年龄的沉稳。
不是孩童的天真，不是早熟的世故，而是一种真正的、骨子里的沉静——像是俯瞰棋盘的弈者，在落子之前，就已经看见了所有的可能。
“谢谢父亲。”刻律德菈说。
她低头看着手中的手杖，看着顶端那枚水晶王棋。
白色的短发垂落在脸颊两侧，发尾的蓝色在烛光中微微泛著光。
窗外，罗马正在落雪。
这是1920年的最后一场雪，轻柔地覆盖在奎里纳尔宫的穹顶上，覆盖在古罗马广场的废墟上，覆盖在这座永恒之城的所有伤痕与荣光之上。
刻律德菈握着手杖，站在窗前。
她的棋局，正在缓缓展开。
而义大利的二十年代，也正裹挟著战后的狂热与暗流，向着所有人扑面而来。
法西斯党的黑色衬衫正在北方集结，墨索里尼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报纸上，退伍军人的愤怒和中产阶级的恐惧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酵。
国王的书房里，关于社会动荡的报告一天比一天厚。
这些事，刻律德菈都知道。
她读过这段历史，在前世的课本上。
而现在，她站在历史的中央。
五岁的她握紧手杖，水晶王棋映出窗外纷飞的雪。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