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王棋
象棋课是每周三次。
费拉里教授很快发现，刻律德菈对象棋的理解方式与常人不同。
大多数棋手——无论是初学者还是大师——思考的是“如何赢”。他们会计算步数，推演变化，寻找对手的破绽。
这是正常的、正确的下棋方式。
刻律德菈思考的是“如何让棋盘达到它应有的形态”。
她下棋像在整理一间乱了的房间。
不是攻击，不是防守，不是计谋，而是——归位。
每一个棋子都应该在它应该在的地方，整盘棋应该呈现出一种平衡的、和谐的、符合某种内在法则的形态。
当她达成这种形态的时候，胜利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到来。
“您下棋的时候，像是在执行某种规则。”费拉里教授有一次这样说。
刻律德菈正在收拾棋盘上的棋子，她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将象牙棋子一颗颗放回木盒里。
“规则本来就存在，”她说，“我只是把它找出来。”
费拉里教授后来把这句话记了很多年。
1922年的夏天，义大利的政治气温比罗马的八月还要灼热。
法西斯党的黑色衬衫像潮水一样在北部平原上蔓延。墨索里尼的名字从报纸的边缘爬上了头版，从被人嘲笑的对象变成了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
十月底，国王做出了那个将改变一切的决定——当法西斯武装向罗马进军时，他拒绝签署戒严令。
墨索里尼被任命为首相。
奎里纳尔宫里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没有人公开讨论这件事，但每个人都知道，有什么东西正在发生改变。
刻律德菈七岁了。
她站在书房的窗前，看着罗马城的方向。手杖握在手中，水晶王棋抵著掌心。
她刚刚结束和费拉里教授的棋局——今天她第一次在正式对弈中战胜了教授，用了一手弃子攻杀。教授摘下眼镜，看了很久的棋盘，然后说：“殿下赢了。”
她没有笑。
因为她知道，在棋盘之外，另一场更大的棋局刚刚开局。她的父亲刚刚走出了一步棋——任命墨索里尼为首相——这步棋在历史书上被反复分析、争论、评判。
有人说是为了避免内战，有人说是向法西斯投降，有人说那是萨伏依王朝覆灭的开始。
而她站在这里，知道这一切，却什么都做不了。
七岁的身体太小了。
手杖在她手中微微握紧。
1923年，刻律德菈八岁。
这一年，费拉里教授开始在象棋课之外，给她讲授法学基础。
不是那种给儿童准备的公民教育，而是真正的法学——罗马法的基本原理，查士丁尼法典的体系，自然法的概念。这些东西本不该教给一个八岁的孩子，但费拉里教授已经不再用“应该”来衡量这位学生了。
“法是什么？”他在黑板上写下这个问题。
刻律德菈思考了一会儿。
不是孩童那种绞尽脑汁的思考，而是一种安静的、向内探寻的停顿。
“法是秩序。”她说。
“谁的秩序？”
“事物本来的秩序。”
费拉里教授放下粉笔，“殿下的意思是，法不是被人创造出来的，而是被人发现的？”
刻律德菈看着他，那双蓝色的眼睛里有一种让老教授感到心悸的清澈。
“我不知道。”
她说，这是她少有的说“不知道”的时刻，“但我觉得有些规则，在人们写下它们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人们只是把它们写下来，然后叫它们‘法律’。”
费拉里教授沉默了很久。
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今日授课，殿下论及法的本源。其言如古之哲人，非幼童所能道。然其神情坦荡，并无故作高深之态，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件理所当然之事。此女将来，必非凡品。”
写完之后，他划掉了最后一句，改成：“此女将来，不知其所止。”
1924年的春天，费拉里教授带来了一副新的棋盘。
那不是标准棋盘，而是一副“三人象棋”——在六边形棋盘上，三方势力互相博弈的变体。他本想用这副棋盘来训练刻律德菈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
刻律德菈看了棋盘很久。
然后她问：“为什么是三方？”
“这是三人象棋的规则设计，殿下。”
“我不是问这个。”她伸出手，指著六边形棋盘上的格子，“我是问，为什么真正的棋局只有两方？”
费拉里教授愣住了。
“黑白，敌我，胜负。”刻律德菈的声音很轻，“但世界不是只有两方的，对吗，教授？义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没有人只面对一个对手。”
窗外传来远处的喧嚣。
那是法西斯党在罗马街头的集会，黑色衬衫的队列高唱着《青年之歌》，墨索里尼的画像被高高举起。
1924年的义大利，法西斯党已经牢牢掌握了权力。马泰奥蒂危机还没有爆发，但暗流已经在涌动。
费拉里教授看着面前这个九岁的女孩，忽然觉得她问的不是棋。
“殿下，”他斟酌著字句，“棋局从来都只是现实的一面镜子。镜子能照见的，永远是有限的。”
刻律德菈没有再问。
她低下头，开始在三方棋盘上摆棋子。白色的手指捏著象牙棋子，一颗一颗，稳稳地落在格子中央。手杖靠在她身旁的椅子上，水晶王棋映着窗外的光。
费拉里教授看着她的侧脸。白色的短发垂在耳际，发尾的蓝色比三年前更深了一些。她的五官正在逐渐长开，精致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
那种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美，正在九岁的躯壳里一点点绽放。
而她手中的棋子，落得越来越稳了。
1925年，刻律德菈十岁。
这一年，费拉里教授正式向国王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里详细记录了他四年来对公主殿下的教学观察，包括她的学习进度、智力发展评估、性格特征分析，以及一份长达七页的国际象棋对局记录。
报告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殿下之于弈道，已非臣所能教。殿下对棋局的理解，已超越技法层面，进入了臣无法企及的领域。她不是在计算棋步，她是在阅读棋局本身的法则。臣四十年来未尝见过这样的棋手，无论年龄。如陛下允许，臣建议邀请罗马棋会的马斯特罗亚尼先生来与殿下对弈。他是义大利最好的棋手之一，或许能为殿下提供新的挑战。至于其他学业——拉丁文已可阅读西塞罗原著，算术已达中学水准，地理与历史尤为精熟。殿下学习的速度，远超任何已知的教育框架所能解释。臣执教四十年，从未见过这样的学生。臣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她。臣只能说，她是一枚王棋。而棋盘，正在等待她长大。”
国王看完报告，沉默了很久。
窗外，罗马的暮色正在降临。
1925年的义大利，法西斯独裁体制已经基本确立。墨索里尼在议会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演讲，宣布自己承担马泰奥蒂案的全部“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历史责任”。反对派的声音正在被逐一清除。
国王的权力正在被一点点侵蚀。
。奎里纳尔宫的花园里，玫瑰正在盛开。
十年前的1915年，他就是站在这个位置，听着产房里传来的啼哭，给那个刚出生的女儿取了一个不属于这个时代名字。
刻律德菈。
他忽然想起费拉里教授报告里的最后一句话——“她是一枚王棋。”
国王微微闭了闭眼睛。
棋盘确实在等待她长大。
但作为国王，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棋盘上早已不是只有黑白两方。
法西斯党、军队、教会、王室、协约国、还有那些在地平线上隐隐躁动的力量——各方势力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交织碰撞，而他手中的棋，已经越来越少了。
十岁的刻律德菈，此刻正坐在东翼那间小书房里，面对着费拉里教授带来的新对手——罗马棋会的马斯特罗亚尼先生。那是一位蓄著灰色胡须的中年人，据说在义大利排名前三。
棋盘摆好，刻律德菈执白。
她伸出手，指尖落在王前兵上。手杖靠在一旁，顶端的水晶王棋安静地折射著夕阳的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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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玫瑰正在开放，罗马的暮色漫过奎里纳尔宫的穹顶。
1925年的夏天正在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