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刻律德菈乘日本邮船“浅间丸”横渡太平洋。
横滨港在细雨中迎接她，码头上站着日本外务省的接待官员，穿着剪裁考究的西装，鞠躬的角度恰到好处。
一切看起来都井然有序，彬彬有礼，像一盘刚开局的棋——所有棋子都在正确的位置上。
但刻律德菈感觉到了不对，不是她看见了什么异常，是她看不见什么。
码头上没有记者团——日本外务省以“公主殿下旅途劳顿”为由婉拒了所有媒体。
车队途经东京市区时，街道安静得过分，没有围观的人群，没有挥舞小旗的民众，只有偶尔从车窗外掠过的黑色警服和便衣。
日本官员对此的解释滴水不漏：“为了殿下的安全，我们做了必要的安保安排。”
这种安静不是静养，是静默。像一个屏住呼吸的人，不愿让外人听见自己心跳的节奏。
她在东京先下了几盘棋，对手是日本棋院推荐的几位国际象棋手。日本国际象棋的根基很浅，最强者也不过欧洲大师水准。她全赢了，赢得毫无悬念。
真正的棋局在棋盘之外。
日本外务省为她安排了参观——皇宫外苑、明治神宫、上野公园。每一次参观都安排得无懈可击，陪同官员的解释温文尔雅，鞠躬的角度永远恰到好处。
但每一次，刻律德菈都能感觉到那些没有被安排进行程的东西——车窗外的街道上有列队行进的少年团，穿着制服，表情肃穆；帝国大学校园里贴满了“爱国周”的标语；报纸的头版上全是满洲国的新闻，标题用了“共荣”“王道乐土”这样的字眼。
她想起了罗斯福在华尔道夫大厅里说的那句话——“这个国家正在选择一条路。那条路上没有红绿灯，也没有刹车。”
她来晚了一步——就在她抵达日本前不久的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在关东军的刺刀下宣布成立。
在她抵达东京之前四个月里，这个国家已发生了太多事：2月，血盟团暗杀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3月，三井财阀总帅团琢磨倒在枪下；
5月15日，首相犬养毅在首相官邸被海军少壮派军官刺杀，只因他在九一八事变后试图寻求和平解决中日冲突。
那些扣动扳机的年轻人被捕后，没有任何悔意。全国各地超过一百万份请愿书雪片般飞向法院，为他们请求减刑。整个国家正在被一种狂热的、失控的力量裹挟。
东京给她的印象与伦敦和纽约截然不同。
伦敦的问题是“退”——退回帝国贸易圈，退回孤立的安全感。
纽约的问题是“陷”——陷入大萧条的泥淖，信心崩溃，所有人都在等待一个能重建信任的人。
而东京——东京的问题是“冲”。所有人都在往前冲，没有人控制方向。
在离开东京的前一晚，刻律德菈站在帝国酒店的窗前，望着这座灯火明灭的城市。
东京的夜色很亮，比罗马亮，比伦敦亮，比纽约亮——但那种亮不是繁荣，是燃烧。
刻律德菈握着手杖，水晶王棋在暮色中微微发亮。
她忽然想起了前世学过的清末思想家郑观应的一句话，那是在后者在写《盛世危言》时写下的，此刻隔着时间与空间，忽然浮上心头——
东方有许多国家，日本靠维新变法迅速崛起，曾几何时还被视为东方最强的国家。然而它倚仗武力，向外扩张，这种兴盛就像天上的云，虽然看起来绚烂，风一吹就会消散。
她没有对任何人说出这句话。
马尔蒂尼站在她身后三步远的位置，沉默得像一块石头。
他不懂日语，不需要懂——他只需要看出哪些人在跟踪他们，哪些人不是。
在银座街头，他至少发现了三拨不同的人在交叉盯梢。不同寻常的是，其中一拨不是警察——他们的站姿太像军人，眼神太冷。
“殿下，”马尔蒂尼低声说，“这地方，比西西里还危险。”
刻律德菈没有回答。手杖在她手中微微握紧。
五月，刻律德菈乘“上海丸”从长崎驶向上海。
黄浦江的河水是浑浊的黄色，裹挟著泥沙和垃圾缓缓流过外滩。江面上，日本军舰停泊在中心航道——炮口对着上海市区。
上海在流血。
三个月前，日本海军陆战队与第十九路军在闸北区激战月余，一二八事变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去——闸北的废墟还在冒烟，商务印书馆的灰烬还堆在宝山路的旧址上，东方图书馆的四十万册藏书化为飞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混合了焦炭、腐水和江风的气味。
外交部帮她联系了一位向导，是上海国际象棋会的会员。
向导姓谢，四十岁出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戴着圆框眼镜。
他的义大利语磕磕绊绊，但眼神明亮，有一种在战乱中仍然保持着的沉静。
“殿下想看什么？”谢先生问，声音温和而克制。
“想看被轰炸的地方。”
谢先生沉默了片刻，然后点了点头。
他带她去了闸北，他带她走过那些被日军飞机轰炸过的街道——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已化为一堆瓦砾和灰烬。
巨大的钢制印刷机扭曲在废墟中，像被一只巨手拧断的骨骼。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远东最大的出版机构和文化宝库。
刻律德菈站在废墟前，握着手杖，站了很久很久。白色的短发在五月的江风中微微拂动，发尾的蓝色在废墟的灰褐色映衬下，像一滴从另一个世界落下的颜色。
谢先生站在她身后，用磕绊的义大利语低声说：“臣小时候常来这里。东方图书馆里有四十万册书。许多是善本，宋版，元版。日本人一颗炸弹，全烧了。”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深处被挤压出来的。
“殿下，臣有一个问题。”
刻律德菈转过身。
“殿下是义大利人。义大利和日本没有开战，殿下为什么想看这些？”
刻律德菈将手杖轻轻点了一下地面。水晶王棋在废墟的灰褐色中突然折射出一小片彩虹——那是此刻整个闸北唯一明亮的颜色。
“因为你带我看了这些，”刻律德菈说，“我就再也无法假装不知道。”
谢先生愣了一下，然后他低下头，摘下眼镜，用袖口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眼镜时，他的眼眶微微泛红。
“殿下，”他说，声音比之前更轻，“您是第一个来看这座废墟的外国王室成员。也许有一天，当别的外国人来到这里时，他们会说是您先来的。而臣会告诉他们：不是她先来的。是她先看见的。”
在废墟边缘，谢先生停下脚步，忽然转过头来：“殿下，臣听说您下棋从无败绩。臣斗胆，想请您赐教一局——不是国际象棋，是臣的民族棋，中国象棋。不知殿下有没有兴趣？”
刻律德菈看着他，“谢先生，那就请教你擅长的领域了。”
这盘中国象棋她终究是赢了。谢先生看着她沉默了很久，然后用中文说了一句话：“这姑娘，日后必成大器。”
为保持人设，刻律德菈还是问了他是什么意思。
谢先生用义大利语回答：“臣说，这盘棋殿下赢了。”
维吉妮娅进来整理行李时，发现公主站在窗前已超过一个小时，窗外外滩的灯火倒映在江水中，被波澜揉碎成无数片金黄，远处那几艘日本军舰的轮廓像棋盘上被推到最前方的兵，压着整条黄浦江的咽喉。
五月末。
刻律德菈乘义大利邮轮“维托里奥号”从上海启程，向南穿过南中国海，绕过马来半岛，进入印度洋。
在新加坡，这个遍布棕榈树和白色的殖民建筑，热带的湿气像一床厚重的棉被的地方。她只停留了一天，下了一盘棋，赢了，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
唯一值得记住的是港口停泊的英国战舰——那些白色的巨舰安静地浮在碧绿的海面上，像是帝国最后的门牙，还在咬著已经松动的嘴唇。
然后是加尔各答。
胡格利河两岸的棕榈树在热带的雾气中若隐若现，码头上的苦力们赤著上身，扛着比他们身体还大的麻袋，在跳板上排成一条深褐色的流水线。
街道上的人潮比上海更多——色彩和气味也比上海更浓。檀香，咖喱，牛粪，恒河淤泥，英国人修建的维多利亚纪念馆冷白色的穹顶在这一切之上矗立，宣告著一个遥远帝国的存在。
维吉妮娅在甲板上找到了刻律德菈——公主正望着胡格利河西岸的加尔各答城区出神。
“殿下在想什么？”
“想那些扛麻袋的人。”刻律德菈说，“伦敦码头上有扛麻袋的失业工人，纽约码头上有扛麻袋的失业工人，上海码头上有扛麻袋的苦力，这里也有。他们扛着不同的麻袋，说著不同的语言，但他们的脊背弯成了同一个角度。”
她停了一下。
“有人把棋盘上的兵叫做‘棋子’，但棋盘上的兵是木头做的，这里的兵是血肉。他们在被移动的时候不知道谁在移动他们，等他们知道了，棋盘就会翻过来。”
她在这里下了一盘棋，对手是英国驻印度总督府推荐的当地冠军。她赢了，赢得很快。
赛后那位冠军对她说：“殿下，臣在这片土地上被称为棋王。但臣今天输给了您，却觉得很高兴。因为您是第一个和臣下棋时，没有让臣觉得自己是‘殖民地棋手’的人。”
刻律德菈握着手杖，沉默了片刻。她知道甘地正在推动哈里真运动改善贱民地位，迫使殖民政府修订法律为低种姓群体保留席位。
她在这个被殖民了将近两百年的国家里，听见了一个人用“高兴”来形容一场失败。那不是高兴。是尊严得到确认之后，不需要再用输赢证明自己的姿势。
最后经过苏伊士运河，沙漠的轮廓在晨光中呈现出一种锋利的金色，运河像一把刀切开了非洲和亚洲。
然后她回到了地中海。
六月。
刻律德菈站在甲板上，看着义大利的海岸线从晨雾中缓缓升起。那不勒斯的山脊在晨光中呈现出一种深邃的青色，维苏威火山静静地矗立在海湾深处，山顶有一缕若有若无的白烟。她握着手杖，水晶王棋在地中海的阳光下微微发亮。
还有几个月满十七岁。
这场环球旅程，从伦敦到纽约，从纽约到东京，从东京到上海，绕道东南亚、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她赢下了每一盘棋。
托马斯爵士，阿廖欣，列舍夫斯基，法因，苏联那位专程赶来的鲍特维尼克，日本棋手，印度冠军——全部败在她的手下。
巴黎《费加罗报》称她为“不败的萨伏依明珠”，伦敦《泰晤士报》用了更长的标题：《一盘棋都没有输过——义大利公主的环球棋旅》。
但那些标题不会写——她在棋盘之外赢下的东西，比棋盘上多得多。丘吉尔，罗斯福。谢先生，还有那些在不同国度、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中看见同一种困境的眼睛。
她走进船舱，窗外，义大利的海岸线越来越近。奎里纳尔宫的方向，隐约可见。
十二月，罗马飘着细雪，奎里纳尔宫东翼的书房里，壁炉里的炭火烧得正旺。
刻律德菈坐在书桌前，窗外，威尼斯宫的那盏灯依然亮着。但今天，那盏灯旁边还亮着另一盏——ovra罗马分局的办公楼里，灯光一直没熄。
维吉妮娅推门进来，手里端著茶盘。
但今天，她的动作比往常快了一点点。
只是一点点，但刻律德菈注意到了。
“有事？”
“殿下，”
维吉妮娅将茶盘放在桌角，声音压得很低，“黑蝎刚传回来的消息，威尼斯宫的人拿到了殿下的环球行程报告。他们在分析您见过哪些人，分析的重点是——您在东京和上海的停留时间。”
刻律德菈沉默了片刻。
窗外，雪越下越大了。
在威尼斯宫那座不眠的办公室里，墨索里尼正坐在高背椅上，面前摊开着两份报告。
第一份是关于翁贝托王储在那不勒斯军团的冬季训练计划——王储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接触的军官、每一次与卡多纳上校的私下交谈，都被详细记录在案。
报告的结论是：王储在那不勒斯的影响持续扩大，建议继续保持最高级别的监控。
第二份是刻律德菈公主的环球行程总结。报告的封面标注了她在英国、美国、日本、印度、中国几乎所有的对弈记录。每一个在新闻报道中出现过的名字，都被列了出来。
报告的结论是：公主的环球行程以棋艺交流为主，附带正常的外交礼节活动。未发现任何超越王室成员身份的政治活动。
墨索里尼将两份报告并排放好，然后他拿起笔，在第一份报告——翁贝托的报告——上用红色墨水画了一个圈。
在圈旁边写了一个字：重点。
然后他将第二份报告——刻律德菈的报告——叠好，随手放进了右手边的抽屉里。
明年将是第三年。
威尼斯宫前圣马可广场的积雪在夜色中泛著幽微的白光，与奎里纳尔宫穹顶上同样的白色遥遥相对。
在这座永恒之城的东西两端，两盏灯都在亮着。
雪还在下，无声地覆盖了一切——覆盖了罗马，覆盖了台伯河，覆盖了明天即将被人踩出的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