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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七章 普通人的一天

    1942年4月,伦巴第大区,贝加莫镇。

    阿尔卑斯山南麓的积雪已融化殆尽,波河平原上的冬小麦在春风中泛起层层绿浪。

    小镇教堂的钟楼在晨雾中敲了六下,面包房的老砖窑准时升起了第一缕炊烟。

    罗西家的祖宅坐落在镇子东头,是一栋两层高的老式石砌农舍,外墙的灰泥已在岁月中裂成细密的纹路,但窗台上摆着的几盆天竺葵开得正旺。

    这栋房子里住着祖孙三代一共九口人:爷爷朱塞佩、奶奶玛利亚、父亲路易吉、母亲安娜,以及五个孩子:大哥萨尔瓦托雷、二姐埃莱娜、三哥皮埃特罗、四姐弗兰卡和最小的弟弟安东尼奥。

    爷爷朱塞佩照例是全家第一个起床的人。

    他在第一次大战中丢掉了左脚的三根脚趾,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但这不防碍他每天清晨拄着拐杖走到院子里的葡萄架下修剪葡萄藤。

    他年轻时曾在皮埃蒙特骑兵团服役,在卡波雷托战役中负了伤。

    退伍后他很少讲战争的事,只偶尔在喝多了自家酿的红酒后,会对着壁炉上那张泛黄的黑白照片沉默,照片上二十岁的他穿着骑兵军装,骑着战马,胸口挂着勋章。

    他对战后生活的评价只有一句话,翻来复去地说了好几年:

    “墨索里尼时代,我们每天早上吃玉米糊,晚上吃玉米糊,星期天吃加了土豆的玉米糊。”

    “现在,我们每天早上吃面包,晚上吃意大利面,星期天吃加了橄榄油的面包。墨索里尼说他会给我们帝国,女王却给了我们面包。”

    “在帝国和面包之间,我会选面包。”

    奶奶玛利亚在厨房里忙碌了一辈子。

    天还没亮,她就用教堂慈善站领来的新鲜酵母揉好了面团,放进铸铁烤盘里推进壁炉。面包在炭火中慢慢膨胀,焦香弥漫整个一楼。

    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到客厅里,对着墙上那幅镶在廉价木框里的圣母像虔诚地画了个十字,为这个正在从战争中缓慢愈合的国家祈祷。

    她一生没有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但她能根据每天面包房排队的长度准确判断出面粉价格是涨了还是跌了。

    战时的救济粮票她舍不得扔,叠成小方块塞在围裙口袋里,说是“留给孙子们看,让他们知道以前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父亲路易吉比平时晚了半个小时才回家吃午饭。

    他是贝加莫拖拉机厂的一名生产线工长,那家工厂在战时生产谢尔曼坦克的变速箱齿轮,如今已全面转产农用拖拉机。

    和平后工厂接到了来自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大批农机订单,那是环地中海同盟战后重建援助计划的一部分——意大利向巴尔干国家提供拖拉机以换取粮食和矿产。

    生产线的排班从每周五天调整为六天,加班费让这个九口之家第一次有了稳定的积蓄。

    今天上午,厂长在车间大会上宣布了一个消息:

    意大利政府通过了一项新的退伍军人住房贷款计划,由蒙蒂主持的战后重建基金提供低息贷款,合作社成员和退伍军人家庭可优先申请。

    父亲路易吉听完后中午骑车回家时,在餐桌上小心翼翼地提起了这个话题。

    他说话的语气很慢,象是在反复掂量着每个字的分量,因为他年轻时在非洲打过仗,见过太多承诺最后变成空话。

    但这一次,他亲眼看着厂里第一批拖拉机从生产在线下线,用卡车运往的里雅斯特港。

    是真的。

    母亲安娜没有立刻回答,她正往锅里下意大利面,灶台上摆着一小瓶橄榄油和几瓣大蒜。

    她用围裙擦了擦手,转身对着路易吉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的话:钱够吗。

    她曾是特斯塔乔区救济站的志愿者,每天拿着登记簿站在长队前核对每个家庭的配额。

    后来她嫁给了在救济站帮忙搬运面粉的路易吉,用几张救济粮票换了一只旧银戒指。

    她见过战争最残酷的一面,丈夫受伤,儿子上战场,邻居家在空袭中失去了一切。

    所以她对任何承诺都抱有本能的谨慎,但她也比任何人更渴望给孩子们一个安稳的家。

    大哥萨尔瓦托雷在贝加莫拖拉机厂当装配工,穿着和父亲同一款的工作服,袖口沾满了机油。

    他曾在逐火军第4山地团服役,在西阿尔卑斯布伦纳山口蹲了整整两个冬天,复员后直接进了工厂。

    今天午餐时,他带回了一本印刷精美的合作社宣传册,那是工厂工会分发的战后住房计划手册。

    他翻开其中一页,指着上面的设计图给父亲和母亲看,表示合作社的住房贷款利息很低,每个月从他的工资里扣一部分,再加之父亲的加班费和埃莱娜寄回来的钱,首付绰绰有馀。

    战后重建基金还有专门针对退伍军人的补贴,他符合申请条件。

    他说他希望能有一间带院子的房子,这样爷爷可以在院子里种葡萄,奶奶可以在窗台上养天竺葵。

    二姐埃莱娜不在餐桌上,她在那不勒斯港口诊所当医生,每个月寄回一部分工资,每周日准时打电话到镇上的邮局。

    她曾是翁贝托亲王未婚妻在那不勒斯港口诊所的同事,后来战争结束,亲王未婚妻随亲王调往罗马,她选择留在那不勒斯,为码头工人和渔民看病,她的电话总是准时在周日上午打到镇上邮局。

    三哥皮埃特罗在米兰理工大学读机械工程,平时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

    今天正是周末,他一早就骑着自行车从米兰赶回来,书包里塞满了图纸和专业书籍,还有一份他写给罗马《晚邮报》编辑部的投稿草稿。

    他在餐桌上翻开其中一页,上面印着刻律德菈号航母的侧视图和甲板剖面。

    他的毕业论文正是以刻律德菈号航母的装甲甲板结构为案例分析。

    他提到这艘航母的装甲甲板钢板是特尔尼钢厂轧制的,和父亲在工厂加工的传动齿轮是同一种锰合金钢。

    四姐弗兰卡在镇上的国立中学读五年级,拉丁语和意大利文学是全年级第一名。

    她今天没有参加同学们的课后游戏,而是和几个同学在老师带领下去了镇上的退伍兵培训点做社会调查。

    培训点的负责人是一位曾在东非服役、失去左腿的老兵,如今教机械制图和基础数学。

    他在黑板上用粉笔画下一个拖拉机传动轴的结构图,弗兰卡用一支削得极短的铅笔在笔记本上飞快记录着老兵们的话。

    一位老兵说,合作社给他的贷款让他买了一台小型榨油机,现在他的橄榄油可以直接卖给米兰的合作社商店,价格比中间商高不少。

    弗兰卡在笔记本上写下这行字,旁边加了一句自己的评语:“合作社不是施舍,是让每个人都能重新站起来的方式。”

    最小的弟弟安东尼奥还在读小学三年级。

    他下午三点放学后跟着爷爷在院子里种西红柿,用小铲子挖坑,小心翼翼地把幼苗放进坑里,然后用两只手捧着水桶往根上浇水。

    种完西红柿,他和隔壁邻居家的孩子一起跑到镇子后面的小溪边捉青蛙。两个男孩在溪边的芦苇丛中蹚水追逐了半个下午,最后各捉了满满一罐蝌蚪。

    小溪对岸是一大片休耕地,战时被弃耕,战后由镇上的合作社重新开垦,今年刚种下了第一季甜菜。

    安东尼奥不知道甜菜是用来榨糖的,只知道那片地以前长满了野草,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整齐的绿色。

    傍晚时分,一家人在客厅里围着一张橡木桌坐下吃晚餐,晚餐是奶奶做的蔬菜浓汤、烤面包和一小碟腌橄榄。

    收音机里正在播报晚间新闻:美国和苏联尊重与意大利的合作关系不会轻易改变;远东进入内战,意大利驻华大使持续关注;环地中海同盟常务理事会宣布下一轮对巴尔干国家的农业援助计划等等。

    父亲路易吉听到巴尔干援助时放下了勺子。

    拖拉机厂下个月的订单里有很大一批是发往南斯拉夫的,这批订单的定金已经到帐,厂长承诺的加班费这个月底就能领到手。

    皮埃特罗解释,多瑙河集体安全条约里的经济重建援助计划是加斯贝利大臣在罗马峰会上和各成员国共同制定的,条款写在公开的公报里,他们工厂的订单就是这份条约最直接的受益者。

    奶奶听不懂什么多瑙河条约,但她知道这几个月的面包没有涨价,对她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秩序。

    她转头对全家人说,“这收音机是战时救济站发的,现在还能响,这才是真正的和平。”

    晚餐后,父亲路易吉走到门廊下,点燃了一支烟。

    院子里,爷爷朱塞佩正坐在葡萄架下的旧藤椅上,借着夕阳的馀晖用一把小锉刀修理一把旧锄头。

    父子俩沉默了很久,然后父亲路易吉忽然开口,“我今天在厂里拿到了住房贷款的申请表。”

    爷爷朱塞佩停下手中的锉刀,抬起头,用一种比平时更温和的语气说,“买吧,路易吉,有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孩子们以后不用挤在一个房间里。”

    他当年在皮亚韦河战壕里冻掉脚趾时,唯一支撑他活下来的念头,就是有一天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盖一栋自己的房子。

    父亲路易吉点了点头,然后将烟头在门廊的柱子上按灭。

    屋里传来收音机里女播音员的声音,正在播报明天的天气预报:

    “波河平原,晴,偏南风,气温适宜春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