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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章 1913年的春天

    第129章 北京政局1912年3月初,北京。

    陆铮上任陆军次长的第二天,就发现自己像一头误入迷宫的老虎。他在小站的操场上可以号令四千人,在孝感的行辕里可以与袁世凯对坐论兵,在中南海的居仁堂里可以接受一师之长的任命——但走进北京城,他才发现,这座古老的帝都,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陆军部在东城铁狮子胡同,是一座三层西式灰砖大楼,拱形门窗,花岗岩台阶,门口挂著“陆军部”的铜牌。大楼是前清陆军部的旧址,装修得还算气派,但陆铮走进大厅的第一印象却是——乱。职员们穿着五花八门,有穿西装的,有穿长衫的,有穿军装的,有穿便服的。有人操著京腔,有人带着南方口音,有人说话像在吵架,有人走路像在逛庙会。

    陆军总长是段祺瑞。他在中南海有办公室,平时不常来陆军部。陆军部的日常事务,基本都压在陆铮肩上。

    上任第三天,陆铮召集司长们开会。他坐在长桌的主位上,面前摊著一份陆军部各司的名单。军衡、军务、军械、军学、军需、军医、军法、军马——八个司,八个司长,八张面孔。有的面白无须,像个书生;有的满脸横肉,像个屠夫;有的眼神精明,一看就是老机关;有的目光涣散,显然在混日子。

    陆铮扫了一眼所有人,开口了。

    “诸位,我叫陆铮。大总统任命我为陆军次长。从今天起,陆军部的日常事务,由我主持。诸位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我。”

    八位司长面面相觑。这位次长太年轻了,三十一岁,坐在一群四五十岁的老机关中间,像一棵刚栽下的树苗站在一片老林里。

    军衡司司长张怀芝最先开口,他四十出头,是北洋的老人,说话直来直去:“陆次长,咱们陆军部现在最缺的不是钱,不是人,是规矩。前清的旧人,南京的新人,乱七八糟搅在一起,谁也不知道该听谁的。您说,怎么办?”

    陆铮看着他。

    “怎么办?按制度办。陆军部的官制已经公布了,各司的职掌也明确了。谁该干什么,谁不该干什么,白纸黑字写着。张司长,你们军衡司管任免、赏赉,第一件事就是把陆军部所有职员的履历整理出来。哪些人合格,哪些人不合格,哪些人该留,哪些人该走,三个月之内,给我一份报告。”

    张怀芝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军务司司长傅良佐接话:“陆次长,各师各旅的部队,现在也是乱七八糟。前清的各镇改成了师,番号变了,驻地没变,军官也没怎么动。但有的师满员,有的师缺员,有的师装备好,有的师连枪都配不齐。这件事,总长管不管?”

    陆铮说:“管。但不是现在。先把各师各旅的编制、装备、兵力统计出来。没有数据,说什么都是空话。”

    他站起来,走到墙上挂著的巨幅中国地图前,转身看着所有人。

    “陆军部是全国陆军行政事务的最高机关。我们的职责,是管理陆军军政,统辖陆军军人、军属,监督所辖各官署。这不是我说的,是官制上写的。”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我不是来混日子的,也不是来当摆设的。你们是不是,我不知道。但从今天起,陆军部要有陆军部的样子。”

    陆军部的事还没理顺,国务院的会又来了。

    唐绍仪是国务总理。他是个外交家,在朝鲜跟袁世凯共过事,在美国留过学,见过大世面。他组阁时意气风发,想把北京政府打造成一个真正的责任内阁。但内阁里的总长们各有各的背景,各有各的心思。

    国务会议在国务院东花厅召开,每两周一次。出席的有总理唐绍仪、外交总长陆征祥、内务总长赵秉钧、财政总长熊希龄、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昌,以及陆军总长段祺瑞。陆铮作为陆军次长列席——唐绍仪说了,陆军部事多,次长列席便于沟通。

    会议一开始,唐绍仪就抛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大批南方官员北上,要安置在北京政府各部门。可北京的官位有限,前清的旧人还在,南方的来人又要塞进来,挤得不行。

    “安置,一定要安置。”唐绍仪的声音带着广东口音,但措辞很讲究,“南北统一,人心归附,这是革命成功的大局。我们若连安置几个南方官员都做不到,何以服天下?”

    赵秉钧坐在旁边,面色阴沉,一言不发。他是内务总长,管着北京的地方事务,南北官员安置的事,首当其冲。前清的旧人是他的部下,南方的来人是革命党的同志,两边都得罪不起,他干脆不说话。

    宋教仁开口了。他穿着一身藏青色西装,戴着金丝眼镜,说话不紧不慢,但每一句都带着分量:“唐总理,安置南方官员,我没有意见。但安置之后呢?这些人是来当官的,还是来做事的?如果只是来当官,那还不如不来。如果来做事的,那就要给他们事做,让他们发挥所长。”

    蔡元培接话:“教仁说得对。安置不是施舍,是任用。南北统一,人才荟萃,这是好事。但人才要用对地方,不能用错位置。”

    陆铮听着,没有说话。他在观察。

    唐绍仪这个人,有见识,有担当,但在袁世凯面前,他始终硬不起来。袁世凯要的是“总统制”,唐绍仪要的是“内阁制”,两个人在制度设计上就有根本分歧。这种分歧,不是靠开会能弥合的。

    赵秉钧这个人,城府极深。他是北洋的老人,袁世凯的心腹,在官场上混了几十年,什么场面没见过。他不说话,是因为他不需要说话。他的态度,就是袁世凯的态度。

    宋教仁这个人,陆铮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就感觉到了一种锐气。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人,也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人。他说话温和,条理清晰,但每一句都指向一个目标——责任内阁,政党政治,议会选举。他要的,不是一个行政部门的改革,是整个政治体制的重塑。

    会后,陆铮跟宋教仁在走廊里聊了几句。

    “宋总长,您在国务院的发言,很有见地。”陆铮说。

    宋教仁看了他一眼,目光里带着审视。“陆次长年轻有为。你在上海的事,我听伍廷芳说过。北洋有你这样的人,是北洋的福气。”

    陆铮没有接话。

    宋教仁又说了:“陆次长,你对责任内阁怎么看?”

    陆铮想了想,说:“责任内阁制,是临时约法规定的。既然是法律,就应该遵守。至于怎么遵守,怎么执行,那是另外一回事。”

    宋教仁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他转身走了,皮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陆铮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想:这个人,是个人物。但他跟袁世凯,迟早要翻脸。

    3月中旬,陆铮第一次走进临时参议院。

    临时参议院设在东城原资政院的旧址,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圆顶,拱窗,大厅里铺着红地毯,摆着长条桌,桌面上铺着白布,上面放着墨水、钢笔和文件。参议员们坐在长条桌后面,有的在看文件,有的在低声交谈,有的在闭目养神。

    陆铮坐在旁听席上。这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观察中国的议会政治。参议员们来自全国各地,有前清的进士,有留洋的学生,有革命党的元老,有北洋的将领。形形色色,三教九流。他们凑在一起,要为国家立法,要为国家定宪,要为国家选总统。

    当天讨论的是《临时约法》的修改问题。有议员提出,约法中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太多,不利于行政效率。有议员反驳,总统权力太大,就会走向独裁。双方争论激烈,各执一词,谁也不让谁。

    陆铮听着那些争论,心里暗暗感叹。这些参议员们,理想很高,热情很足,但他们对中国的现实了解多少?他们在北京城里高谈阔论,可知城外各省的督军们正在各自为政?他们讨论著民主、宪政、法治,可知北洋军的枪口还对着南方?

    但他没有看不起他们。这些人,是在用他们的方式,为中国寻找出路。也许他们找错了,也许他们走偏了,但他们的初衷,是好的。

    旁听结束后,陆铮走出参议院,上了汽车。陈有才坐在副驾驶位上,转过头问了一句:“次长,您觉得参议院怎么样?”

    陆铮看着窗外倒退的街景,沉默了片刻。

    “有热情,有理想,但缺一样东西。”

    “缺什么?”

    “实力。没有实力,理想再高,也是空中楼阁。”

    3月下旬,陆铮开始接触北洋内部的派系。

    陆军部的事忙完了,他开始抽出时间走访各师各部。说是走访,其实是摸底。袁世凯给了他陆军次长的位置,不是让他坐在办公室里批公文的,是让他替他盯着各方的动静。

    段祺瑞的皖系,冯国璋的直系,是北洋内部最强大的两股势力。

    段祺瑞是陆军总长,在北洋将领中威望最高。他的部下有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曲同丰等人,个个精明强干。徐树铮是段祺瑞的智囊,此人足智多谋,心狠手辣,在北洋圈子里被称为“小徐”。他是段祺瑞的参谋长,也是段祺瑞最信任的人。

    陆铮跟徐树铮见过几次面,不冷不热,客客气气。陆铮知道,徐树铮对他有防备——不是因为私怨,而是因为立场。陆铮是袁世凯直接提拔的人,不属皖系,也不属直系,是独立的。这种“独立”,在徐树铮眼里,就是不可控。

    冯国璋是直隶都督,势力主要在北方。他的部下有李纯、陈光远、王占元、陆铮的老上司曹锟等人。冯国璋的势力不如段祺瑞,但他的政治手腕比段祺瑞灵活。他对袁世凯唯命是从,但对段祺瑞的野心,始终保持着警惕。

    陆铮去保定见曹锟的时候,曹锟拉着他的手,叹了口气。

    “老弟,你现在是陆军次长了,比我还高半级。但我告诉你,北京的水,比小站深多了。你在小站当协统,只要带好兵就行。你在北京当次长,光带好兵不够,还要会看人,会看势,会看风向。”

    陆铮问:“协统,您说,北洋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曹锟想了想,说:“最大的问题,是袁大人之后怎么办。”

    这句话,像一把锥子,扎在陆铮心上。袁世凯五十三岁了,还能干十年、二十年。但十年二十年之后呢?段祺瑞、冯国璋各有各的野心,各有一批人马。北洋的根基,是袁世凯。袁世凯在,北洋是铁板一块。袁世凯不在,北洋就要裂。

    3月底的一个傍晚,陆铮从陆军部出来,没有坐车,沿着铁狮子胡同慢慢走。夕阳西下,天边烧成一片通红。胡同里的槐树刚抽出新芽,嫩绿嫩绿的,在晚风中轻轻摇摆。

    陈有才跟在他身后,没有说话。

    陆铮走了一段,忽然停下来。

    “有才,你知道我这一圈走下来,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

    “什么?”

    “北京的水,比小站深多了。”

    陈有才愣了一下,没有说话。

    陆铮继续往前走。他的影子在夕阳下拉得很长,投在青石板路面上,像一个巨大的问号。

    “在小站,我只需要管好第四协的兵。出了营门,什么都可以不想。在北京,我坐在陆军部里,要管全国陆军的军政。坐在国务院里,要听各方势力的博弈。坐在参议院里,要看议员们讨论民主与宪政。出了门,还要跟段祺瑞的人打交道,跟冯国璋的人打交道,跟革命党的人打交道。”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下来。

    “小站的水,是清的。北京的水,是浑的。清的水,一眼能看到底。浑的水,你永远不知道底下藏着什么。”

    陈有才跟上来,低声说:“次长,您这话,我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