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9章 革命党流亡1913年9月上旬，南京。
二次革命硝烟散尽，北洋军取得了全面胜利。江西、安徽、江苏、广东等省的反袁势力被逐一击破，国民党在国内的组织遭到大规模镇压。各省都督被撤换，换上北洋系的人马；国民党控制的议会席位被取消，换成北洋派的人；国民党办的报纸被封，换成亲北洋的媒体。袁世凯成了唯一的赢家。
孙中山、黄兴、李烈钧、胡汉民、陈其美等革命党领袖，先后流亡日本。他们在东京成立了政治团体，继续高举讨袁的旗帜，但已经没有了军事力量。国民党在国内的组织，转入地下，许多人被捕入狱，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
陆铮的第二师驻扎在南京。他的任务是维持江苏南部的秩序，防止国民党残余势力卷土重来。袁世凯给他的命令很明确——严厉镇压，不留后患。
但陆铮有自己的想法。
9月10日，陆军部发来一份名单。名单上列著国民党在江苏的中下层人员——议员、记者、教师、学生、商会领袖，共一百多人。袁世凯的命令是“从速捉拿，押解来京”。
陆铮看完名单，放在桌上。陈有才站在旁边，小心翼翼地问：“师长，这些人抓不抓？”
他拿起那份名单，看了一会儿。名单上的人，他不认识，但他知道这些人不是职业革命家，大部分是读书人——有的是报社记者，写过几篇讨袁的文章；有的是学校教员，在课堂上讲过民主共和；有的是商会小职员，参加过国民党的地方活动。他们没有拿过枪，也没有杀过人。他们只是在错误的时间，说了几句错话。
陆铮把名单收进抽屉。
“先缓一缓。等我查清楚了再说。”
陈有才犹豫了一下，压低声音说了一句：“师长，陆军部催得紧。段总长那边，也在盯着咱们。”
陆铮看着他，目光平静。
“陆军部要的是稳定，不是人头。南京已经稳定了，抓不抓这几个人，不影响大局。但抓了这几个人，南京的知识界、商界会怎么看北洋军？他们会觉得北洋军是清廷的翻版，是镇压异己的刽子手。”
陈有才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陆铮在师部召见了北洋同乡会南京联络点的负责人。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姓周，南京本地人，在商界混了多年，三教九流都认识。
“周先生，有件事要麻烦你。”陆铮把那份名单推到他面前。“这些人，你认识吗？”
周先生接过名单，看了一遍，点了点头。
“大部分认识。有几个还是我的朋友。都是读书人，不是暴徒。其中这个姓张的记者，写过几篇骂袁大人的文章，被陆军部点名要抓。这姓王的校长，在课堂上讲过三民主义，被学生告了。这李姓商人，给国民党捐过钱。”
陆铮听完，沉默了片刻。
“周先生，你帮我做件事。你去联络这些人，告诉他们——最近风声紧，能走的走，能躲的躲。不要再写文章，不要再演讲，不要再公开活动。等风头过了，再说。”
周先生愣了一下，看着陆铮。
“师长，您这是要放他们走？”
陆铮没有直接回答。
“我不是放他们走。我是给他们一个机会。如果他们继续闹事，我不会客气。但如果他们只是读了几本书、写了几篇文章，就要坐牢、杀头，那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
周先生深深鞠了一躬，转身走了出去。
陈有才站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等周先生走远了，他才开口。
“师长，您这么做，不怕得罪袁大人？”
陆铮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
“袁大人要的是江南稳定。我去抓几个读书人，除了让老百姓骂北洋，有什么好处？再说了——”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下来。“赶尽杀绝，不是好办法。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9月中旬，陆铮又做了几件事。
第一，他命令部队停止搜捕国民党残余分子，只维持社会治安，不搞政治清查。他对各旅旅长说：“我们是军人，不是警察。抓人的事，交给警察去办。我们的任务，是保护老百姓的安全，不是去翻人家的户口本。”
第二，他释放了一批被关押的国民党中下层人员。理由五花八门——“证据不足”“羁押超期”“身体健康原因”。凡是能放的，他都放了。凡是不能放的，他尽量争取从轻处理。
第三，他给北京发了一份报告，措辞委婉地建议：“江南初定，人心未附。若峻法严刑，恐激生民变。宜宽猛相济，以安民心。”
袁世凯的回电很快就到了，只有一句话：“知道了。按你的办。”
陆铮看着那份回电，心里明白——袁世凯不是同意他的做法，是没心思管这些小事。江西、安徽、湖南还在收拾残局，宋教仁案还在调查，国会还在争吵，袁世凯要操心的事太多了。几个读书人的死活，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但不放在心上，就是最大的宽容。
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陆铮在师部办公室里，对吴佩孚说了这样一段话。
“大哥，你说，我们北洋打这一仗，到底图什么？”
吴佩孚端著茶杯，没有回答。
“图地盘？我们本来就有地盘。图权力？袁大人已经是总统了。图钱？北洋军的饷银还欠着呢。我们就图了个‘镇压叛乱’的名声。这个名声，好听吗？”陆铮站起来，走到窗前，声音沉了下去。“二次革命，国民党输了。但他们输在军事上，不是输在道理上。宋教仁被杀，国会被解散，国民党被镇压——老百姓心里会怎么想？他们会觉得——国民党是对的，北洋是错的。只是北洋有枪，国民党没枪。”
他转过身，看着吴佩孚。
“枪打得死人，打不服人心。”
吴佩孚沉默了很久。
“三弟，你说得对。但有些事，不是我们能改变的。袁大人要打，我们只能打。袁大人要镇压，我们只能镇压。北洋的兵，听袁大人的，也听你的。但你的话，袁大人听不听，是另一回事。”
陆铮走到桌前，坐下，拿起那份名单，看了最后一眼，然后把名单锁进了抽屉。
“大哥，我在留后路。不是给北洋留后路，是给中国留后路。”
吴佩孚看着他，目光深沉。
“三弟，你这话，什么意思？”
陆铮没有回答。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苦得发涩。
“国民党不会死。他们流亡日本，还会回来。到时候，北洋还在不在，不知道。但中国还在。中国需要有人做事，不管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
他放下茶杯，看着吴佩孚。
“我今天放过的人，以后也许会帮我。也许不会。但至少，他们不会恨我。”
事后统计，陆铮在二次革命后利用职务之便，以“证据不足”“取保候审”“遣送原籍”等各种理由释放国民党中下层人员六十七人。这些人中，后来成为学者、教育家、实业家的有十几人，重新加入国民党的有二十多人，从此不问政治的三十多人。没有人知道陆铮做了什么。
但在多年后，有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二次革命后，北洋军到处抓人杀人。唯独南京的北洋军，没有杀一个人。那个师长姓陆，他是北洋中的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