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3年普鲁士内务部主导的柏林警察体制下，政治警察（亦称秘密警察）的触角，远比常人想象的更为庞大。
他们不仅负责日夜监控政治异见者、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层出不穷的罢工活动，还承担着反间谍和国家安全方面的隐秘职能。直到一战前期，这类职能才逐渐被专门的军事情报和安全机构接管。
当下的1903年，德国外交部与政治警察部门的合作，主要体现在情报共享、人员监控以及跨国政治镇压等方面。由于国内社会矛盾加剧，外加国际关系日益紧张，促使外交机构与国内警察系统加强了针对“国家敌人”的联合行动。
具体合作内容主要包括，针对流亡政治异见者的跨国监控、护照与边境管控的协调、应对国际会议与跨国犯罪，以及镇压国内激进运动的外交维度等方面。
早在数十年前，集内相（内政大臣）与外相（外交大臣）权利于一身的普鲁士及帝国宰相俾斯麦，就已经指示外交部与内政部（政治警察部门）实现情报互通与文档共享，双方为此创建了常规的情报交换机制。
柏林警察局政治科负责收集国内的政治动向、罢-工计划及激进组织活动，并将可能威胁帝国安全，或外交利益的信息上报或通报外交部。外交部则将涉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外国对德政策中的敌对因素等情报与警方共享，以完善国内的政治警察文档。
每当柏林、汉堡、德累斯顿等大中城市，发生大规模罢-工或政治危机时，外交部会关注是否有“外国势力”或“国际组织”在背后煽动。
内政部的政治警察则会向外交部提供调查报告，帮助外交部在外交辞令或对外宣传中，将国内社会问题归咎于外部干涉或跨国阴谋，从而为国内的严厉镇压提供合法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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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大约七八分钟过后，“红堡”政治科的秘密警察们正式接管了对那名疑似间谍乞丐的全面监控。其后的事情，便顺理成章的滑入到国家暴力机器的齿轮中，与伯爵，与瓦尔特，已经没有多大的关系了。
不一会儿，他抬起戴着白手套的手，轻轻敲了敲车厢内壁，示意临时充当车夫的政治警察可以启程返回伯爵府了。
回程路上，伯爵望着窗外倒退的街景，脑海中仍在回味刚才的情景。
他忽然转过头，对着瓦尔特随口问道：“我很好奇，之前的一路下来，与莉泽有过短暂接触的人，有七八个商贩，以及五六个路人，偏偏你第一眼就认定那个乞丐有重大嫌疑？”
瓦尔特笑了笑：“没什么，也许就是医生的直觉吧。首先是他的手。乞丐伸手讨钱的时候，指节灵活，掌心有茧，蹲姿稳定，不象长期营养不良的人。我在靠近他时，发现他的脉搏平稳有力，比大多数壮年人都好。嘿嘿，一个肢体健全的人扮成残废，总不是为了好玩。”
虽说前世的自己只是一名法医，并不擅长抓间谍，但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加之各种谍战影视剧反复洗脑，让他对于伪装者有了天然的敏感性。
那些关于微表情、肢体语言、视线落点以及反常举止的知识点，早已刻入骨髓，差不多属于重生之后，与生俱来的某种特异功能了。
对于瓦尔特的这番说辞，伯爵倒也深以为然。他看了瓦尔特一眼，眼中闪过一丝赞赏，笑道：“在我看来，你已经不太适合做医生，还是做一名全职侦探吧。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代表外交部聘请你。
。当然，你不一定需要每天前往来威廉大街76号（外交部）报道，并长期待在办公室里。嗯，总体来说，这与你在柏林警察局的工作性质差不多。”
此时的德意志外交部，属帝国各部门中最为显赫的权力中枢之一。。两地都设有有轨电车的专门站点，大批的出租马车更是招手即停，哪怕是步行也不过20分钟，交通极为便利。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德意志外交部与帝国首相府仅为一墙之隔。从俾斯麦时期开始，首相都是兼任普鲁士及德意志帝国的外交部长。
不仅如此，普鲁士的内政部，也就是柏林警察局的直管上级，同样位于威廉大街72号与73号。从72号的内政部，到76号的外交部，77号的首相府，这条并不宽阔的威廉大街，几乎将普鲁士乃至整个帝国的内政、外交与最高行政权力全部囊括其中。
。他清楚，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大变局时代，权力的旋涡远比夏洛特医院的诊室凶险得多。但另一方面，权力也意味着更大的机会，毕竟风浪越大，鱼越贵。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瓦尔特更乐意去普鲁士总参谋部下属的两个情报机构之一：陆军情报部（IIIb科）或海军情报部（“N”部）。
他可以想象那样的好日子：每天清晨穿过菩提树下大街，进入人来人往的总参大楼，快速走过门厅里弥漫的牛皮纸和雪茄烟混合的气味。
他的办公室大约会是在二楼走廊的尽头，窗户外头是修剪整齐的庭院，冬天壁炉里烧着上好的褐煤，夏天百叶窗半阖着挡住午后过于强烈的日照。
这个时期的柏林，即便是最热的七八月份，能升到30度的天气根本没几个，更不会出现一百多年后，那种令人窒息的灸热高温。
他只需坐在那张宽大的红木写字台后面，翻阅驻外武官发来的加密报告，把零散的铁路运力数字或炮兵团驻地标记，誊进一本厚厚的活页夹，偶尔用拿铅笔的左手，完成一份工作总结。
至于右手，根本就派不上用场。在总参的一干技术官僚中，谁也犯不着为尉级军官的那只废手，多看上一眼。
即便十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阴云铺满了全欧洲，英国人、法国人或俄国人的炮弹，也不可能落到柏林，落到自己的头顶。
大不了等到1918年秋天，德意志帝国那面黑鹰旗从旗杆上降下来的前夜，他就收拾好攒下的几大摞尚未严重贬值的帝国马克，搭上南下的火车，在慕尼黑的罗森海默大街，收购一家名叫“皇家啤酒屋”的咖啡馆，专门等待一位奥地利美术生，哦不，是一名巴伐利亚退役老兵的到来。
当然，另外一家“贝格勃劳凯勒啤酒屋”也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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