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周把那张照片拍在桌上的时候，我正低头嗦泡面。
“看看这个。”
我抬头瞟了一眼。照片很糊，像是用老式手机拍的，画面里是一个山洞的入口，洞口被藤蔓遮住大半，只能看见黑漆漆的一条缝。
“什么玩意儿？”
“磨子沟。”老周说，“云南那边，怒江边上。当地傈僳族管它叫‘鬼开口’。”
我把泡面放下，拿起照片仔细看。洞口旁边的石壁上刻着东西，被藤蔓挡着，看不清。
“你哪儿弄来的？”
“我爸留下的。”老周点了一根烟，手有点抖，“他二十年前去过那儿。七天，就回来了三天。”
我看着他。
老周跟我认识八年了，一块儿当过兵，一块儿复员，一块儿穷得吃不起饭的时候蹲在马路牙子上分过最后一根烟。他从不开这种玩笑。
“老周，你爸不是……”
“病死的。”老周打断我，“肝癌。去年走的。临走前清醒那会儿，拉着我的手，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这辈子对不住我妈。第二句，存折在床板底下。第三句——”
他狠狠吸了一口烟。
“别去磨子沟。”
我看着照片上那个黑漆漆的洞口，没说话。
“我查了。”老周说，“二十年前，我爸跟着一个地质队进去的，一共八个人。七天之后，只有我爸一个人出来。他在医院躺了三天，醒了之后什么都不记得。地质队的人找他问过，问不出来，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那你现在想干什么？”
老周把烟掐灭，盯着我。
“我想进去看看。”
二
七天后，我们站在磨子沟的入口。
说是沟，其实是一条被山洪冲出来的峡谷，两边是刀削一样的峭壁，中间最宽的地方不到五米。当地人带我们走到沟口就不肯往前走了，一个劲摆手，说“鬼开口”在里头，他们不去。
老周给钱，那人连看都不看，转身就走。
我看了看天。太阳刚升起来，峡谷里还暗着，风从里头吹出来，带着一股说不上来的腥气。
“走。”
老周背着包，第一个往里走。
我跟在后面，手按在腰上的刀把上。这刀是当兵时候用的，复员的时候托关系弄出来的，开了刃，砍过野猪。
峡谷很深，走了三个小时还没到头。两边全是湿漉漉的苔藓，偶尔能看见几朵野花，颜色艳得不像真的。老周一直在看指南针，走着走着突然站住了。
“怎么了？”
他指着指南针。那根针像发了疯一样在转，转得飞快，停不下来。
“磁场不对。”
我从包里掏出GPS，开机，搜星，信号格一直是空的。
“没信号。”
老周把指南针收起来，抬头看了看前面。峡谷在前方拐了个弯，弯过去之后是什么，看不见。
“继续走。”
拐过那道弯，我们同时站住了。
前面是一个巨大的圆形空地，四面都是峭壁，像一口井。井底中央，是一个山洞的入口，藤蔓从洞口上方垂下来，遮住大半。
和那张照片上一模一样。
我们走近洞口。藤蔓比照片上长得更密了，得用刀砍才能进去。老周没动，站在那儿看石壁上的刻痕。
我也看见了。
石壁上刻着字。不是汉字，也不是我见过的任何一种文字，密密麻麻的一大片，像是用石头一下一下凿出来的。最底下有一行字，是后来加上去的，汉字，歪歪扭扭。
“一九九九年四月七日，此地不可入。入者不返。”
老周伸出手，摸了一下那行字。刻得很深，边缘已经风化了，但字迹还能认出来。
“是我爸的字。”他说。
三
洞口很深。
我们打开头灯往里走，脚下是碎石和积水，头顶不时有水滴下来，冰凉冰凉的，落在脖子上激灵一下。走了大概二十分钟，洞突然变宽了，变成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大厅。
头灯照过去，我和老周同时吸了一口凉气。
地上全是东西。
背包。水壶。相机。笔记本。衣服。鞋子。还有——骨头。
人的骨头。
散得到处都是，有的还连在一起，有的已经碎成渣了。我蹲下来看一个背包，背包上的标签已经看不清了，但款式是老式的军绿色帆布包，我小时候见过我爸有一个。
“七个人。”老周说。
我抬头看他。他站在不远处，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头灯的光照着那本子泛黄的纸页。
我走过去。
笔记本的封面上印着“云南省地质勘查院”几个字，右下角有一个编号：014。翻开第一页，写着日期：一九九九年四月三日。
“这是他们的考察日志。”老周翻着本子，声音压得很低，“四月三日进洞，四月四日……没有记录，空白。四月五日——”
他停住了。
我凑过去看。
四月五日的记录只有一行字，字迹潦草得几乎认不出来：
“我们找到了第三层。不要下去。”
下面是一个人的签名，后面跟着七个红点。红点是用什么红色的东西点上去的，已经发黑了，但还能看出来是手指印。
七个。
一共八个人，七个红点。
我和老周对视了一眼。他翻到下一页。
四月六日。空白。
四月七日。空白。
后面全是空白。
老周合上本子，抬起头，头灯的光柱照向前方。大厅的另一端，有三个洞口，并排开着，黑漆漆的，像三只眼睛。
“第三层。”他说。
四
我们站在三个洞口前面。
左边的洞口大一些，中间的中等，右边的最小。每个洞口旁边都有刻痕，是那种不认识的文字，密密麻麻的。
老周从包里拿出指南针。针还是疯转，完全没用。
“分头走？”我问。
他摇头。
“不分。一个一个试。”
他选了左边的洞口。我们往里走，走了不到五分钟就到头了。死路。
中间的洞口深一些，走了二十分钟，到了一个天然的裂缝前，裂缝窄得侧身才能过。老周侧着身子往里挤，挤到一半卡住了，好不容易退出来。
“不是这个。”
只剩下右边那个最小的洞口。
洞口只有半人高，得弯腰才能进去。老周弯腰往里钻，我跟在后面。洞越来越窄，越来越矮，最后只能爬。
爬了多久我不知道。可能十分钟，可能半小时。在这个地方，时间像是停了。只有前面老周的鞋底和呼吸声，证明我还在动。
突然，老周停住了。
“怎么了？”
他没说话。我往前爬了两步，头灯照过去——
前面没路了。
是一个断层，像是一道裂开的深渊，从我们爬出来的洞口直直地往下切。我探头往下看，头灯的光照下去，什么也照不到，只有黑，无边的黑。
“这是……”
话没说完，我闻到了味道。
腥。不是血腥，是比血腥更浓、更黏稠、更像是某种活着的东西散发出来的腥。从下面涌上来，灌进鼻腔里，让人想吐。
老周往后退了一点，伸手在洞里摸索。他的手指碰到了什么，我听见一声轻响，然后他掏出一个东西。
一个相机。老式的胶卷相机，外壳已经锈了，但还能看出来是地质队的标配。
“他们来过这儿。”
他把相机翻过来，后盖是开的，里面空空如也。胶卷不知道哪去了。
我往下看。深渊里什么都没有，只有腥味和黑暗。
“第三层。”老周说，“笔记本上说的第三层，应该就在下面。”
“下去？”
他没回答，只是看着下面。
过了很久，他说：“你有没有觉得，这味道有点熟？”
我一愣。
他这么一说，我确实觉得这味道有点熟，像在什么地方闻到过。但想不起来。
“当年我爸出来之后，”老周慢慢说，“我妈说他变了。不爱说话，不爱吃饭，每天晚上做噩梦。有几次半夜叫起来，喊的是什么‘别下去’‘别下去’。我妈问他什么别下去，他死都不肯说。”
他站起来，开始在洞口翻找。
“你在找什么？”
“绳子。或者别的什么。”他头也不回，“他们下去过，肯定有——”
他停住了。
我爬过去。在他的头灯光柱里，我看见洞口边缘的岩石上，钉着几枚生锈的膨胀螺丝。螺丝上还连着绳子，绳子垂向深渊，消失在黑暗里。
“二十年前的绳子。”老周说，“你敢爬吗？”
我没吭声。我伸手拉了拉绳子，很紧，像是下面还挂着什么东西。
老周开始从包里掏装备。安全带、下降器、主锁，一样一样往上挂。
“我先下。”他说。
五
老周下去之后很久没有声音。
我趴在洞口等，头灯照着绳子，看着它一点点变松，又一点点绷紧。时间过得慢得像在爬，每一秒都拉得很长。
大约过了十分钟，绳子突然剧烈抖动起来。
我抓紧绳子，正要喊，底下传来老周的声音，闷闷的，像隔了很远：
“下来！”
我深吸一口气，挂上下降器，往下一跃。
下降的过程比我想象的长。头灯照不到底，只有绳子在手里一节一节滑过，摩擦的热透过手套传进来。腥味越来越浓，越来越重，像有什么东西在底下张着大嘴等着。
脚突然踩到了什么。
是地面。
我松开下降器，站稳，抬头往上看。洞口已经变成了一个光点，遥远得像一颗星星。
老周站在我旁边，头灯照着前方。
我顺着光看过去。
然后我什么都忘了。
那是一个大厅。比上面那个大十倍，大一百倍。我的头灯照不到它的边际，只能照见眼前的景象——
石头。
全是石头。
但不是普通的石头。是石柱，石笋，石幔，石花，每一根都比人粗，比人高，密密麻麻地立着、倒挂着、交错着，一直延伸到黑暗深处。像一座石头森林，像一片石化的海洋。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老周也没说话。他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然后他往前走了一步。
我跟上去。
走近了，我才发现那些石头上刻着东西。和洞口一样，是那种不认识的文字，但不是刻在一处，是刻得到处都是，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像是有人用了一千年才刻完的。
我们走了很久，穿过无数石柱，绕过无数石幔。腥味越来越浓，越来越重，浓到像是有形的东西，黏在皮肤上，钻进毛孔里。
老周突然停住了。
我差点撞上他。
“你看。”他说。
我往前看。
石柱林的尽头，是一道悬崖。悬崖下面，是更深更黑的黑暗。而悬崖边上，站着一个人。
六
头灯照过去，那个人没有动。
我们慢慢走近。走近了才发现，那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石像。
或者说，是一个人变成了石像。
他的姿势是跪着的，双手向前伸，像在求饶，又像在恳求什么。他的脸已经完全石化了，但还能看出五官的轮廓，嘴张得很大，像是在喊叫。
老周蹲下来，看着那个石像的脸。
“他是地质队的。”他说。
“你怎么知道？”
他没说话，只是指了指石像的胸口。那里挂着一个胸牌，石化了，但还能看清上面的字：云南省地质勘查院，李卫国，编号008。
七个人。
这是第七个。
那第八个呢？
我抬起头，想找老周，却发现他不在我身边了。
“老周？”
没有回应。
我转身，头灯的光扫过石柱林，扫过那些密密麻麻的石像——等等，石像？
之前不是只有这一个吗？
可是现在，我的头灯照过去，石柱之间，站着一个又一个石像。有的站着，有的跪着，有的趴着，有的蜷成一团。密密麻麻，成百上千，一直延伸到黑暗深处。
我往后退了一步，撞上什么东西。
回头，是一根石柱。但石柱上，刻着一张脸。
那张脸在看着我。
不是石像，是刻在石柱上的脸。石柱上刻着无数张脸，有的痛苦，有的恐惧，有的扭曲，有的狰狞，每一张脸都朝着一个方向——深渊的方向。
我顺着那些脸的方向看去。
深渊边，老周站在那里。
他正低头看着什么。
“老周！”
我跑过去。他没回头。我跑到他身边，顺着他的目光往下看——
深渊里，有光。
很微弱的光，从极深极深的地方透上来，一闪一闪的，像心跳。腥味就是从那里涌上来的，浓得让人站不稳。
“下面是什么？”
老周慢慢抬起头。
他的脸惨白，眼睛里的光很奇怪。
“我不知道，”他说，“但我爸知道。”
他伸出手，掌心摊开。
掌心里是一张照片，塑料封皮，保存得很好。照片上是八个人，站在一个山洞前面，笑着，对着镜头挥手。
最中间那个人，是老周的父亲。二十年前的他，年轻，黑瘦，眼睛里有光。
照片背面有一行字。不是老周父亲的笔迹，是另一个人写的，字迹很乱，像是临死前用最后一口气刻上去的：
“我们下去了七个。只有他上来了。他答应我们，永远不让别人下来。”
老周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面对着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