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1月20日，星期二。
正值苏联解体前夜，整个国家正在经历它最后的日子，货架越来越空，人心越来越浮，但苏联东南部罗斯托夫州首府罗斯托夫火车站的喧嚣跟往年没什么两样——人来人往，吵吵嚷嚷，谁也不太注意谁。
火车站附近的小商贩们缩着脖子，在临时搭起的木板台子后面跺着脚，面前摆着几包香烟、几瓶伏特加和自家腌的酸黄瓜。
伊戈尔·雷巴科夫中尉已经在火车站附近蹲了整整一个星期。他是罗斯托夫市内务局刑侦科的便衣警察，三十出头，个子不高，一张普通的俄罗斯面孔，丢进人群里转眼就找不着，这恰恰是干这行需要的本事。
他穿着件旧棉夹克，戴一顶灰不溜秋的毡帽，手里攥着个装了半瓶矿泉水的塑料瓶，在站前广场和候车厅之间慢悠悠地转。看起来就像个等车的旅客，或者一个刚下班想喝两口又舍不得花钱的工人。
他在这里是为了抓一个杀人犯，一个已经杀了很多人、而且还在继续杀人的杀人犯。
这个任务说起来简单：在火车站附近盯着，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接近那些独自出行的妇女和儿童。但干起来就像大海捞针。
罗斯托夫火车站每天吞吐上万人，其中一半成年男人看起来都多多少少有点可疑——喝醉的、流浪的、精神不太正常的、专门在车站附近转悠找机会偷东西的。
雷巴科夫和他的同事们分成几组，从早到晚轮班，已经连续盯了一个多月，但什么也没捞着。
上午十一点左右，雷巴科夫从候车厅出来，绕到车站后面的货运通道附近。这里人少，堆着些废弃的集装箱和散落的枕木，再往外走几百米就是一片树林——当地人叫它“森林地带”。
这片森林其实不算大，但树长得密，杂草灌木疯长，白天进去都阴森森的。过去几年，这片树林和铁路沿线的其他几块林地，先后发现过多具尸体。
死者大多是年轻女性和孩子，尸体被残忍肢解，有的眼球被摘除，有的器官缺失。案子一直没有破。官方内部把这系列案件称为“森林地带案件”，但对外，至少到去年为止，一直遮遮掩掩。
雷巴科夫走到树林边缘时，看见远处有个人影。
一个男人，中等身材，穿着件深色外套，正从树林里往外走。
他走得不算快，但步子很稳，低着头，像是在想什么事。走近一些后，雷巴科夫看清了他的脸——五十岁上下，圆脸，额头有些秃，戴着一副金属框眼镜，鼻子比较大，嘴唇厚而外翻。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脸，放在任何一个小城市的街头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
但雷巴科夫注意到了几个细节。
第一，这个男人的外套前襟和右边袖口上有几块深色的污渍，不像是泥，颜色偏暗红。
第二，他从树林里出来，身上却带着个不小的帆布包，包的一角鼓鼓囊囊，似乎装了什么东西。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从那个方向走过来，也就是说，他从树林里面出来。
这个季节，那个时间段，一个穿着还算体面的中年男人，独自一人从发生过多起命案的树林里走出来，多少有些奇怪
雷巴科夫没有立刻迎上去，他往路边挪了一步，假装在看一张贴在电线杆上的列车时刻表，等那个男人走近。
男人经过他身边时，雷巴科夫闻到一股淡淡的汗味和另一种说不清的气味，有点腥。他抬眼看了男人一眼，男人也看了他一眼，目光平静，甚至微微点了一下头，像是在跟一个陌生人打招呼。
然后男人继续往前走，朝火车站方向去了。
雷巴科夫站在原地，他想追上去问问，但没有足够理由。现在他只是一个在火车站附近转悠的便衣，对方只是一个从树林方向走来的普通公民。
如果他贸然上前盘查，对方没有任何前科，没有任何明显违法行为，最多也就是身上有点污渍，从树林里走出来，这构不成任何拘留的理由。
但他记下了那个男人的外貌特征：五十岁左右，身高约一米八，圆脸，戴眼镜，穿深灰色外套、深色裤子、黑色皮鞋。帆布包，米色，有深色背带。走路时右脚稍微有点跛，不明显。
然后他快步走回车站，找到自己的搭档，让他盯着广场出口，自己则跑到车站派出所，借了电话打给调查组。
“我是雷巴科夫。刚才在车站后面的树林边上，看到一个可疑的人，从树林里出来，衣服上有暗色污渍，带着一个大包。五十岁左右，戴眼镜。他往车站方向走了，可能已经进站或者上车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说：“知道了。你记下特征了吗？”
“记下了。”
“好。先回来，汇报一下。”
雷巴科夫挂了电话，心里有点不踏实。他知道自己做得没错，没有打草惊蛇，没有贸然行动。但他也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直觉——那个人不对劲，那种平静，那种从树林里走出来之后过分镇定的样子，还有那几块不像是泥的污渍。
他回到广场时，搭档冲他摇了摇头说那人已经不见了。可能进了候车厅，可能上了某趟刚到的列车，可能只是穿过车站去了别的地方。人群像水一样，把那个身影吞没了。
雷巴科夫把情况写在一张纸条上，交了上去。然后他继续在车站附近转，心里却一直想着那个从森林边缘走出来的男人。
他不知道的是，那张纸条在几天后被放进了“森林地带案件”调查组的文件夹里。
他也不知道，十天后，当又一具尸体在树林深处被发现时，有人会把那张纸条翻出来，上面的特征描述会被反复比对、推敲，最终成为一条关键的线索。
他更不知道的是，那个穿深灰色外套、戴金属框眼镜、走路时右脚微微拖着的中年男人，此刻正坐在开往另一个城市的列车上，靠着车窗，闭着眼睛，帆布包放在膝盖上，嘴角挂着一丝几乎看不见的笑意。
那个男人叫安德烈·罗曼诺维奇·奇卡提洛，时年五十四岁，是罗斯托夫某工厂采购员，已婚，有两个孩子。
在过去十二年里，他利用出差的机会，在苏联多个城市的火车站附近，以帮忙、带路、给点吃的或钱为诱饵，将至少五十二名妇女和儿童骗至树林地带杀害。
他的受害者中，有二十一个男孩，十四个女孩，十七个成年女性。
他扼死他们，用刀刺他们，然后对尸体进行猥亵、肢解，并取走部分器官和眼球。有些器官，甚至被他吃掉了。
而此刻，他正坐在火车上，稳稳当当地回家去。他的妻子费奥多西亚会在家里等他，给他热好晚饭。邻居们会跟他打招呼，没有人会多看他一眼。
因为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穿着体面的、甚至在厂里还有点小权力的中年男人。
雷巴科夫当天晚上回到家，脱掉那件旧棉夹克，洗了脸，坐在厨房里喝了杯茶。
喝茶的时候他脑子里还在转着那个男人的样子。他跟自己说，也许只是自己多心了，也许那人只是去树林里方便了一下，或者抄了个近路，也许那些污渍就是泥，天太暗看不清。
但他在内务局干了十二年，抓过小偷、抢劫犯、诈骗犯，也参与过杀人案的侦查。他信自己的直觉。那双眼睛，那张平静得过分的脸。
他把茶喝完，站起身来，又拿起那件旧棉夹克，准备明天继续去火车站转。
外面下起了小雨，淅淅沥沥地打在窗玻璃上。罗斯托夫的夜晚安静而潮湿，路灯昏黄的光在雨雾里洇成一团一团模糊的光斑。
远处，一列晚班火车拉响了汽笛，声音拖得很长，消失在城市的边缘。
而在几十公里外的某个小镇上，奇卡提洛下了火车，走在回家的路上。雨打湿了他的外套，他提了提领子，脚步不快不慢。帆布包里的东西他已经处理掉了，该扔的扔了，该埋的埋了。
明天他会去厂里上班，后天可能又要出差。一切照旧。
他走到自家楼下时，抬头看了看三楼的窗户。灯亮着，妻子费奥多西亚在等他。
他掏钥匙开门，上楼，在门口跺了跺脚上的泥水，然后推开门，说了一句：“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