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亡数字是在一周后才彻底统计出来的。
不是因为效率低下，而是被丧尸病毒感染后需要一周才能确认是否被感染，而且太多人失踪了。有些人被压在倒塌的城墙下，有些人被丧尸拖进了深坑，大部分失踪的人连遗体都没有留下。
最后清点的时候，几乎人人都怀着沉重的心情。办公室里安静得可怕。最后负责统计汇总的人走到窗边，点上一支烟，久久不语。
第一区和第二区，几乎家家都挂着白布。
走在街道上，目光所及之处，到处都是白色。那些白色的布条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提醒着每一个人这场胜利的代价。
丧尸造成的伤害分为三等：刮伤、撕裂伤、咬伤。咬伤的感染率是百分之百，刮伤是百分之五，撕裂伤是百分之二十五。所有受伤人员都必须接受隔离观察，在单独的房间里待满一周，等待命运的宣判。
在前线，丧尸带来的压力是面对面的厮杀——那些跑尸将人扑倒，然后用牙齿和指甲撕开皮肉，啃咬致死。被咬伤的人其实还能继续战斗，他们的战斗力并没有立刻丧失，有些人甚至带着伤又战斗到战争结束。真正压垮防线的是数量，是那些永远杀不完的丧尸群。一个人可以杀死十个丧尸，一百个人可以杀死一千个，但当一万个、十万个、一百万个涌上来的时候，再勇猛的战士也会被淹没。
但战争结束后，这些人就成了必死之人。
压力从战场转移到了病房。那些受伤的士兵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等待着一周内揭晓答案。有人平静地接受了命运，有人歇斯底里地砸墙，有人偷偷藏起绳子，准备在自己变异前自我了断。对那些人来说，这比战败更加令人绝望——因为他们赢了，但胜利却不属于他们。他们用生命守住了城墙，却守不住自己的命。
第一区登记在册的老兵阵亡三百二十二人，职业军人阵亡一千七百二十八人，临时作战人员——包括工兵、劳工、后勤人员等——阵亡一千二百七十一人。
去年十月，第一区本身只有三万两千多的人口，现役常备军人不过六千出头。虽然后来吸收了大量从南区回归的人口，以及南区和第二区的一些青年带着家属来第一区参军，人口也才涨到不到四万五千人，现役加预备役的军队总数也不到八千人。一场超级血月，第一区损失了两千多名军人。这意味着，几乎每三个军人中就有一个人永远留在了那片战场上。
南区的伤亡登记更为混乱。作战人员阵亡一千三百一十二人，劳工阵亡约四千人——因为有些南区的统计人员和区域管理者也在战斗中牺牲了，无法进行更细致的统计。有些家庭全家都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在战斗中死去的，还是在撤退时走散了，或者是被丧尸追上了。那片被烧毁的森林，成了这场战争最沉默的见证者。
第二区只统计了军人和劳工。军人阵亡四千六百五十八人，劳工、工人等阵亡一万一千二百一十人。
第二区的伤亡最为惨重。他们承受了南线最主要的压力，那些工兵、那些掷弹手、那些在城墙上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士兵，用他们的生命为整个防线争取了时间。一万五千多条人命，就这么填进了那台绞肉机里。
装备方面：损失直升机十七架，重型坦克一辆，动锤装甲I型损失六名，II型损失四名。枪炮弹药的消耗，不计其数。仓库几乎被搬空了，弹药架上空空荡荡，炮管的寿命被消耗到了极限，许多枪支因为过度使用而报废。
牲畜几乎被宰杀殆尽。那些猪、牛、羊、鸡、鸭，全部变成了喷洒在前线的血水，变成了战士们餐盘里的肉食。农场里空空荡荡，只剩下几头留着配种的种畜。南区西面大部分区域已无法住人——森林还在燃烧，浓烟遮蔽了天空。电力系统也遭到了毁灭性破坏，水电站被淹，输电线路被狂风摧毁，整个地区陷入了间歇性停电。夜晚的城市，只有零星几点灯火，像垂死之人的呼吸。
一场血月，各个地区损失的人口几乎都在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而且这些死去的人中，大多是具有战斗力的青壮年和中年人。
他们是父亲，是母亲，是儿子，是女儿，是家庭的支柱，是社区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离去，留下的不只是悲伤，还有难以填补的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