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王虽然失去了两个宠妃，但是也看到了孙武的军事才能，最终任命他为大将军。”
“孙武率领吴国军队，西破强楚，北威齐晋，称霸诸候，为吴国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沙瑞金顿了顿，看着大家，语重心长地说道：“同志们，孙武为什么要斩杀吴王的两个宠妃？”
“难道他不知道这两个宠妃是吴王的心爱之人吗？”
“难道他不怕得罪吴王吗？”
“他当然知道。”
“但是，他更知道，纪律是军队的生命，没有纪律的军队，就是一盘散沙，根本打不了胜仗。”
“如果孙武因为吴王的求情，就放过了那两个宠妃，那么，他的命令就再也没有人听了，他也就不可能训练出一支强大的军队，也就不可能帮助吴王成就霸业。”
“同样的道理，制度就是我们省委省政府的纪律，是我们开展工作的根本保证。”
“如果我们因为某个人，就突破了制度的底线，那么，我们的制度就再也没有人遵守了，我们的省委省政府也就失去了凝聚力和战斗力，我们也就不可能带领汉东人民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所以，我认为，回避制度必须严格执行，没有任何例外。”
“高育良同志虽然有担当精神，虽然主动要求弥补错误，但是，他和安博改制有利害关系，这是客观事实，他必须回避。”
“这不是对高育良同志个人的不信任，而是对制度的尊重，是对纪律的维护，是对汉东人民的负责。”
沙瑞金的话，有理有据，又引经据典，一下子就把辩论的高度提升了上去。
很多常委都陷入了沉思，他们不得不承认，沙瑞金说得有道理。
制度确实需要刚性，确实需要权威性，如果随便就能突破，那制度就真的变成一纸空文了。
陈启明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
他没想到，沙瑞金竟然会讲孙武练兵的故事，而且讲得这么有说服力。
这个故事，确实非常贴切，非常有感染力，一下子就扭转了部分常委的看法。
他必须立刻反驳，必须找到一个同样有说服力的历史故事，来反驳沙瑞金的观点，否则，形势就会彻底倒向沙瑞金那边。
他沉吟了片刻，缓缓开口说道：“沙书记讲的孙武练兵的故事，非常精彩，也非常有道理。”
“纪律确实是军队的生命，制度确实是我们工作的根本保证，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但是，沙书记，我也想给大家讲一个历史故事。”
“这个故事，同样发生在春秋时期，同样和军队有关，同样和纪律有关。”
“春秋时期，晋国和楚国在城濮展开了一场大战，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城濮之战。”
“在这场战役中，晋国的中军元帅是先轸，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拥有元帅头衔和元帅战绩的军事统帅。”
“在城濮之战前，晋国的国君晋文公曾经流亡在外十九年，在楚国的时候，楚成王曾经热情地招待过他。”
“晋文公答应楚成王，如果将来晋楚两国交战，晋国一定会退避三舍，以报答楚成王的恩情。”
“后来，晋楚两国果然在城濮交战。”
“晋文公按照自己的承诺，下令军队后退九十里，也就是三舍的距离。”
“晋国的很多将领都不理解，认为晋国是大国，楚国是小国，大国怎么能向小国后退呢？这太丢人了。”
“但是，先轸却支持晋文公的决定。”
“他说：我们后退九十里，一方面是为了报答楚成王的恩情，履行我们的承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麻痹楚军，让他们骄傲轻敌，以为我们害怕他们。’”
“果然，楚军看到晋军后退，以为晋军胆小怕事，于是骄傲轻敌，长驱直入，结果中了晋军的埋伏，被晋军打得大败。”
“城濮之战，晋国大获全胜，晋文公也因此成为了春秋时期的第二位霸主。”
陈启明顿了顿，看着沙瑞金，语气平静地说道：“沙书记，孙武练兵，强调的是纪律的刚性，是令行禁止。”
“而先轸指挥城濮之战，强调的是灵活用兵，是随机应变。”
“这两个故事，看似矛盾，实际上是辩证统一的。”
“纪律和制度，确实需要刚性，需要严格执行。”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教条主义地执行纪律和制度，就要墨守成规，就要不知变通。”
“在坚持纪律和制度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随机应变，这才是真正的智慧，这才是真正的领导艺术。”
“孙武练兵的时候，面对的是一群没有纪律观念的宫女，所以，他必须用最严厉的手段，斩杀吴王的宠妃，来树立纪律的权威，来让宫女们服从命令。”
“如果他这个时候灵活变通，放过那两个宠妃，那么，他就不可能训练出一支强大的军队。”
“而先轸指挥城濮之战的时候，面对的是强大的楚军，所以，他必须灵活用兵，随机应变，通过后退九十里的策略，来麻痹敌人，创造战机。”
“如果他这个时候教条地执行大国不能向小国后退的所谓规矩，那么，晋军就不可能取得城濮之战的胜利，晋文公也就不可能成为霸主。”
“同样的道理，我们执行制度，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而不是教条主义地生搬硬套。”
“回避制度的基本原则，是防止利害关系人徇私枉法，保证案件的公正处理。”
“这个原则，我们必须坚持，绝对不能动摇。”
“但是，在具体的适用上，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果一个利害关系人，不仅不会徇私枉法，反而会更加认真、更加负责地处理案件，那么，我们就可以灵活运用回避制度，不要求他回避，甚至可以让他负责这件事。”
“这不是突破制度的底线，也不是破坏制度的权威性，而是在坚持制度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更好地实现制度的目的，更好地维护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