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是一中的学生？”
刘浩摇了摇头，看着我说道：“我不是，哥。我妹妹是，我初中成绩不好没考上，所以就在家附近当修理工学徒。”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没有那种提起自己时的不甘，也没有自怜。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平铺直叙的，一个字都不肯多浪费。
“我妹妹成绩老好了。”他的声音忽然有了变化，像一杯白开水里突然加了一勺糖，虽然还是淡淡的，但那股甜味儿藏不住，“本来是可以上到通市一中的，但是家里穷，通市又太远了。
而且招生老师说我妹妹来南广一中可以免学费后面还能有补贴，所以我妹妹就来南广一中了。”
他说起妹妹刘思瑶的时候，脸上满是骄傲的神情。那种骄傲不是装出来的，是从骨子里往外冒的，像一盏灯，把他那张被揍得青紫的脸都照亮了几分。
他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思瑶，眼神里全是一个哥哥对妹妹的、笨拙的、说不出口的那种疼爱。
我知道那种免学费的路子。那时候在我们县城，只要你成绩够好，不去外地高中、留在本地读的话，有些学校确实是会免学费和给补贴的。说是“爱才”，其实也是为了留住好生源，把升学率撑起来。但能拿到这种名额的学生，成绩不是一般的好，是拔尖的那种。
我看了看刘浩，又看了看思瑶，说道：“这次过了，他们应该不会来找你们的麻烦了。我在这西城还是有一点点名气的。”
说完这话，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没办法，在这种地方混，有时候就得把自己的名字当招牌用。好用不好用另说，至少得让人知道有这么一号人。
我又看了看刘浩身上的伤。棉袄上全是土，校服被撕烂了，领口、袖口、前襟，到处都是脚印和泥印。
他脸上那摊血虽然用纸巾擦过一遍，但擦得不干净，血迹糊在脸上，干了之后变成暗红色，像一块没洗干净的红糖。嘴角的伤口还在往外渗，一小颗一小颗的血珠子，顺着下巴的弧线往下淌，滴在校服领口上，洇开一小片深色。
“走吧，我带你去看看。”我说，“你这看着满脸是血的，出去不知道的以为我找你麻烦了。”
刘浩摆了摆手，动作幅度不大，像是怕扯到伤口：“没事，哥。我回家自己擦一下就好了，没多大事。”
刘思瑶站在旁边，一直盯着刘浩左边侧脸那道伤口。那口子大概有五六厘米长，从颧骨斜着拉到耳根，皮肉翻开了一点，露出底下嫩红色的肉，血从里面慢慢地往外渗，在白净的皮肤上格外扎眼。
刘思瑶眉头拧在一起，嘴唇抿得发白，忍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了。
“哥哥，”她的声音不大，但很认真，认真到不像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在跟哥哥说话，倒像一个大人在跟倔强的孩子讲道理，“这个都要缝针了。我们就去诊所看看吧。”
刘浩倔强地摇了摇头，没有说话，但那个摇头的力度和角度都写着一个字——不。
我看着两人的打扮。
刘浩穿着一件旧棉袄，棉袄是深蓝色的，但洗得发白了，袖口磨出了毛边，手肘的位置有一块补丁，补丁的针脚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自己补的。
裤子是那种老式的劳动布裤子，膝盖处磨得发亮，裤脚拖在地上，磨出了毛边。脚上是一双解放鞋，鞋头的胶皮裂开了一道口子，露出里面发黑的脚趾头。
刘思瑶的棉袄是浅蓝色的，看起来比刘浩的新一些，但袖口也磨白了，领口有几处脱线。她的鞋子是一双旧运动鞋，白色的鞋面已经泛黄，鞋带换过，一根是白色的，一根是灰色的，系在一起，打了个不太漂亮的蝴蝶结。
两个人的衣服都洗得很干净，但那种干净底下，藏着的是一种我太熟悉的东西——穷。
不是那种揭不开锅的穷，但是那种每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的、精打细算的、咬着牙过日子的穷。
跟我当年从家里刚刚跟着老二和大龙出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拉起刘浩的胳膊，没给他再说话的机会。
“没事，帮人帮到底，我还是懂得。”我说，语气不重，但也没给他留拒绝的余地，“医药费我掏了，就当是遇上做好事了。”
刘浩被我拉着往面包车的方向走，他挣了一下，没挣开。他的胳膊很细，隔着棉袄都能感觉到里面的骨头，像一根包在布里面的细竹竿。
“哥——”他还在试图说什么。
“别废话了。”我拉开车门，把他往副驾驶的位置上塞。
刘思瑶在后面紧跟其后，步子很小，但迈得很快，浅蓝色的棉袄在路灯下像一小片移动的云。她拉开后座的车门，爬了上去，乖乖地坐好，把书包抱在怀里，手指攥着书包带子，攥得紧紧的。
我发动车子，往西城那家诊所开去。
那家诊所在西城的一条巷子里，是个老大夫开的，我上次被砍了就是在那儿缝的针。老大夫见了我也没多问，看了一眼刘浩的脸，皱了皱眉，转身去拿药箱。
酒精擦在刘浩脸上的时候，刘浩疼得“嘶嘶”地吸凉气，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嘴一张一合的。他的身体绷得紧紧的，两只手抓着椅子扶手，指节泛白，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和着还没擦干净的血水，顺着太阳穴往下淌。
但他愣是咬着牙，一声没叫出来。
不是不疼，是忍着。这好像是穷人家孩子从小就学会的本事。你摔倒了，没人扶，你得自己爬起来；你受伤了，没人管，你得自己扛着。哭没有用，喊也没有用，省点力气，比什么都强。
刘浩左边侧脸上那道口子，被踢开的，皮肉翻开，露出底下嫩红色的肉。老大夫拿镊子夹着针，一针一针地缝，线穿过皮肉的时候，发出一种很细的、像踩在雪地上的声音。
刘浩咬着嘴唇，嘴唇被咬得发白，白得像纸。他的眼睛闭着，眼皮在微微地抖，睫毛上有水光，不知道是汗还是别的什么。
刘思瑶站在旁边，一直看着，嘴巴抿得紧紧的，一句话都没说。但她的眼眶红红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了好几圈，最终还是没有忍住哗哗的掉下来。
刘浩看着刘思瑶的眼泪忍不住心疼的说道“没事小妹不疼的。”
听到这话的刘思瑶眼泪掉的更凶了，我看着这一幕也没有办法，只能悠悠的叹气。
缝完之后，老大夫拿纱布给他包好，嘱咐了几句不要沾水、过几天来拆线之类的话。我付了钱，老大夫看了一眼钞票，又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把钱揣进了白大褂的兜里。
三个人走出诊所，夜风迎面扑来，冻得思瑶缩了一下脖子。
“你们家是哪里的？”我说，“我送你们回去吧。”
刘浩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我都说了，送人送到底。”我打断他，语气不容商量，“也不是多麻烦的事情，我开车方便，没多大事。你直接说吧。”
刘浩抿了抿嘴，嘴唇上的伤口被扯了一下，他“嘶”了一声，然后用手指擦了一下嘴角。
“纸厂那边。”他说了一个地名。
我没多说，上了车，发动引擎，朝那个方向开去。
纸厂在南广县城的西城边缘，穿过一片老旧的居民区，路越走越窄，路灯越走越暗。路上的坑洼越来越多，面包车的减震不行，颠得厉害，后座传来思瑶书包里什么东西哐啷哐啷的声响。
我按照刘浩指的路，七拐八拐地开进了一片城中村。
那是2005年左右县城边上常见的那种地方——没有名字，没有路牌，就是一片被城市遗忘在角落里的破败民居。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两边是低矮的砖瓦房，墙面没有粉刷，红砖裸露在外面，风吹雨淋了几十年，砖缝里的水泥都酥了，用手一抠就能抠下一块。有的房子屋顶上铺的是石棉瓦，石棉瓦上压着几块砖头，防止被风刮跑。
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头顶交错，黑压压的一团，上面挂满了晾晒的衣服和被褥，在夜风里晃晃悠悠的，像一排没有身体的鬼魂。
巷子口有一个垃圾堆，垃圾堆旁边蹲着一只黑猫，猫眼在车灯照射下发出绿莹莹的光，像两颗漂浮在空中的鬼火。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煤球灰、泔水、潮湿的泥土、还有一股淡淡的尿骚味，混在一起，拧成一股黏糊糊的、让人鼻腔发紧的气味。
我顺着刘浩的指路，把车开进了一条更窄的巷子。巷子两边的墙几乎贴到了后视镜上，我不得不把速度降到最低，一点一点地往前挪。
“哥，停一下。”刘浩说。
我踩了刹车。
“里面开不进去了。”刘浩指了指前面。
我探出头看了一眼——前面是一排低矮的小瓦房，两排房子之间只隔着一米左右的空隙，窄得像一条被谁踩扁了的蛇。别说面包车，连三轮车都够呛能进去。
小瓦房的墙根下堆着一些杂物——破脸盆、烂木板、生了锈的铁锅，还有一辆没有轮子的儿童自行车，歪歪斜斜地靠在墙上，在路灯下投下一道孤零零的影子。
我看着这个环境，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这里离南广一中，走路的话可能要四十多分钟。我估摸了一下距离，就算骑自行车，也得二十多分钟。
“住那么远，你妹妹怎么上学啊？”我看着两人说道。
刘浩摸了摸头，那个动作带着一点不好意思，但更多的是习惯性的、不以为然的随意。他用手指在头皮上挠了两下，才开口说话。
他顿了一下，从副驾驶的窗户往外看了一眼，像是在确认方向，然后继续说：“我每天起来送我妹妹去上学，之后再回来。等她放学的时候，再去接她。”
他说得很平淡，像在说一件每天都在做的、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早上几点起床、几点出门、走哪条路、几点到学校、几点返回——这些细节他一个字都没说，但我知道，这种日子不是一天两天，是每天。
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每天天不亮就起来，送妹妹上学，然后去修车店当学徒，满手油污地拧螺丝、换轮胎、趴在地上修底盘，一身臭汗地干到傍晚，再去学校门口等妹妹放学，两个人一起走四十分钟的路回家。
我看着刘浩，一时间有些心疼。
不是怜悯，更像是看以前的自己即是心疼他也是心疼曾经的自己，我也是从这种日子里爬出来的，我太知道那种日子是什么滋味了，只不过我运气好点走上了这条路，运气不好点卷入了一场我可能承受不起的旋涡。
他也不过才十七岁。
十七岁，这个年纪的孩子应该还在学校里，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在操场上追着球跑，在课间跟同学打打闹闹。而刘浩的十七岁，是满手油污、每天四十分钟的路、被人围在地上打、脸上缝了好几针、连去诊所包扎都要犹豫半天。
我看着那条窄窄的巷子，巷子的尽头是一片漆黑，看不清里面是什么。也许是一间更小的瓦房，也许是一张铁架床，也许是一个连像样的桌子都没有的家。
“那你们进去吧，”我说，“我先回去了。”
两人点了点头。
刘浩推开车门，先下了车，然后转过身，伸出一只还缠着纱布的手，把思瑶从后座接下来。思瑶的脚踩在泥地上，她低下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鞋子，鞋面上沾了泥，她用脚在地上蹭了两下，没蹭掉，就没再管了。
两个人并肩站在车窗外。夜风把思瑶的头发吹起来，几缕碎发飘在脸旁边，她伸手拢了一下，别到耳后。
刘浩站在昏黄的路灯下，脸上包着纱布，嘴角肿着，眼眶青着，校服上全是脚印和泥印。他站在那里，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小树，歪了，但没倒。
他扭过头，看着我。
“谢谢你，锋哥。”
他叫的是“锋哥”，不是“哥”。多了这一个字，意味就不一样了。“哥”是客气，是感激；“锋哥”是认人，是把这个名字记在了心里。
我摆了摆手，没再说话。
车窗摇上去，我挂挡，掉头，面包车在狭窄的巷子里费了好大的劲才转过来。
后视镜里，刘浩和思瑶还站在那里，一大一小两个影子，挨在一起，像两株从墙缝里长出来的野草，瘦弱的、不起眼的，但根扎得很深。
刘思瑶好像抬头跟刘浩说了句什么，刘浩低下头听了，然后点了点头。两个人的影子在路灯下被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巷子的深处，消失在黑暗中。
我把车窗摇下来一半，冷风灌进来，吹得我脑子清醒了一些。
车子从城中村出来，拐上大路，往西城的方向开。路上的车少了，路灯也稀了，偶尔有一辆大货车从对面驶来，车灯晃得人眼睛发花，轰隆隆地擦肩而过，带起一阵风，把面包车晃了一下。
我点了一根烟，叼在嘴角，烟雾在车厢里散不开，糊在挡风玻璃上，像一层薄薄的雾。
脑子里还在想刘浩站在巷口的样子。
十七岁。
我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在干什么呢？好像也差不多。从小镇上到县城，兜里没钱，身上没本事，只有一身的力气和一股不服输的倔劲儿。被人欺负过，也欺负过别人；被人踩过，也爬起来过。
好像县城就是这样，不好像是社会就是这样，你不往上爬，就得往下掉，你掉下去就有人踩着你。
我把烟屁股弹出窗外，烟头在地上弹了一下，溅出一小片火星子，很快就灭了。
车子拐进西城的主街，远远看见了按摩店的招牌——一块红色的灯箱，上面写着“舒心足浴”四个字，灯箱的光把门口的一小片路面染成了粉红色。
门口停着两辆面包车，是大龙和林奇的。店里的灯亮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从外面看不出里面的动静。
我把车停在门口，熄了火。
推门下车。
冷风灌进领口，冻得我缩了一下脖子。
我朝店门口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来时的路。路灯昏黄，路面空旷，什么都没有。
我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尖碾灭，然后推开了按摩店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