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头，东郊。
汪乐姘头的家里，客厅的灯开得很暗，只有电视机的光在一闪一闪地跳。汪乐正搂着那个女人在沙发上上下其手，做那些少儿不宜的事情。
女人的头发散了一半，笑得花枝乱颤，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电视里放着什么节目没人看，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堆着几个烟头，啤酒罐歪倒着，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香水混着酒精的味道。
砰——
门口传来一声闷响，不是敲门，是踹门。木门被一脚踹开，门锁崩飞，门板撞在墙上弹了回来，又被一只手推开。四五个人鱼贯而入，为首的那个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领口敞着，脸上的表情不咸不淡的，像来串门的一样。
王枭。
汪乐听到声响，猛地从沙发上弹坐起来，一把推开身上的女人，手本能地往柜子那边摸过去——那个柜子里有一把枪，是他防身用的，跟了他好几年，从来没派上过用场。
他的手指刚碰到柜门的拉手，一只脚就踹在了他的腹部。
王枭的脚。不轻不重，刚好够把他从柜子前面踹开。汪乐整个人往后一仰，后脑勺磕在沙发扶手上，嗡的一声，眼前一阵发黑。等他再睁眼的时候，一把枪已经顶在了他的脑门上。枪管冰凉，带着一股金属特有的生冷味道，贴着皮肉，凉意顺着额头往骨头缝里钻。
“你动一下。”王枭的声音不大，语气平淡，像在说一件很不起眼的小事，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落进汪乐的耳朵里，“你看我这枪能不能打死你。”
汪乐浑身僵住了。他的后背贴在沙发上，腰悬空着，姿势很不舒服，但他一动不敢动。冷汗从他的鬓角淌下来，顺着脸颊往下滑，滑到下巴，滴在沙发的布面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但嗓子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发出了一种含混的、像猫叫一样的声音。
旁边的女人被吓得尖叫了一声，声音又尖又利，像刀子划在玻璃上。她双手捂着嘴，眼睛瞪得溜圆，瞳孔里全是惊恐，整个人缩在沙发的角落里，瑟瑟发抖。
王枭身后的小弟直接跨前一步，一巴掌扇在女人脸上，声音又脆又响，像过年放了个炮仗。女人被打得头歪到一边，嘴角渗出一丝血，眼泪当场就下来了，但她不敢哭出声，捂着嘴巴，眼泪无声地往下淌。
“再叫，”那个小弟指着她，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眼神冷得像冰碴子，“我把你从这里丢下去。”
这里是七楼。女人不敢再叫了，整个人缩成了一团，像一只被踩住了尾巴的猫，浑身发抖，牙齿打着颤，发出细碎的、咯吱咯吱的声响。
汪乐被两个小弟从沙发上架了起来，胳膊被反拧着，肩关节发出咔咔的响声。他疼得直抽气，但不敢挣扎。王枭把枪从汪乐脑门上收回来，插回腰后，看了他一眼，像在看一件货物。
“王枭，”汪乐的声音在发抖，但还是在努力维持着最后一丝体面，每个字都像是在牙缝里磨过了才挤出来的，“你想要干什么？”
王枭没回答。他摆了摆手，身后两个人直接架着汪乐就往门外走。汪乐的脚在地上拖着，拖鞋掉了一只，光着的那只脚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脚趾头蜷着，在地上拖出一道浅浅的印子。他想说什么，但嘴刚张开，就被一只大手捂住了，只剩下一串含混的呜呜声。
王枭转过身，看了一眼缩在沙发角落里的女人。她的脸上还挂着泪珠，嘴角的血已经干了，结了一道细细的黑红色的痂。她的眼睛红肿着，看着王枭，嘴唇不停地哆嗦。
“我叫王枭。”王枭说，语气不重，像是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但他说出自己名字的时候，女人的眼睛猛地瞪大了，瞳孔缩了一下，像是被人往脸上泼了一盆冰水，“你打听一下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要是多说话，我让你一家都随时可以聚餐。”
女人拼命地点头，点头的频率快得像是在痉挛，头发在脸两边甩来甩去，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嗯嗯嗯”。王枭看了她最后一眼，转身走了。
身后传来女人压抑不住的、细碎的哭声，像一只被踩伤了的猫在角落里呜咽。
事情发生的两个小时后，刑警队介入了。
西城那条街上的惨状，通过现场勘查的照片和目击者的口供，一层一层地报了上去。王凛死了，乱刀毙命。
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不到半天就传遍了整个县城的灰色地带。有人在庆幸，有人在害怕，有人在盘算着下一步该往哪边倒。
范锦山是在下午五点多收到消息的。
他坐在红玫瑰三楼的办公室里，面前的红木办公桌擦得锃亮，能照出人影。紫砂壶里的茶还是热的，茶汤金黄透亮，茶香在空气中若有若无地飘着。他端起来喝了一口，茶在舌尖上滚了一圈，又咽下去了，什么味道都没尝出来。
消息是他手下的人传过来的，就一句话：“凛哥没了，汪乐被人从姘头家里带走了。”
范锦山放下茶杯，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叩了两下。那两下叩得很轻，但在这间安静的办公室里，声音格外清晰，像两颗石子丢进了深水里，咚、咚。他的脸上没什么表情，看不出来在想什么，但他的眼睛——那双一直很稳的眼睛，起了雾。
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这几个月，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压过来，像夏天的乌云，一层叠一层，越压越低，低到让人觉得喘不过气。
堂弟范其死了，被人爆头在街边，死得窝囊。然后是李骁死了，然后是赌档的流水一个月比一个月差。现在，王凛死了，汪乐被抓了。
他坐在南广地下王者的位置上太久了。久到他以为这个位置永远不会动摇，久到他以为那些藏在暗处的、等着他倒台的人，不过是一群跳梁小丑。
但现在，他突然发现自己好像被什么东西围住了，四面八方的，你看不见它们，但它们就在那里，一点一点地收紧，像一条蛇在慢慢地勒死它的猎物。
范锦山猛地站了起来。
他的手抓住红木办公桌的边缘，猛地往前一掀。那张几百斤重的实木桌子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像一个巨人在叹息，然后翻倒在地上，桌面的东西全部飞了出去——紫砂壶摔成了碎片，茶汤溅了一地，文件散落得到处都是，钢笔滚到了墙角，烟灰缸砸在地板上弹了两下，烟头和烟灰撒了一地。
站在一旁的宋远和陈学海同时往后退了一步。他们跟了范锦山很多年，见过他生气，见过他发火，但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暴怒、失控、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很久的野兽突然发了疯。他的脸涨得通红，脖子上青筋暴起，太阳穴上的血管突突地跳，嘴角在抽搐，那双一直很斯文的眼睛里，全是血丝。
“调人。”范锦山的声音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沙哑、低沉，像一把生了锈的刀在石头上磨，“调枪。”
他指着宋远，又指着陈学海，手指在空气中抖了一下。
“办事。今天我会往上面打招呼，你们放心办。”
范锦山能在南广地下坐稳这么多年，靠的不是运气，不是那张挂在墙上的公职身份，而是实实在在的底牌。
他的底牌从来不在明面上，而在暗处——都在宋远和陈学海身上。这两个人手底下，常年都养着几个敢拿枪、敢杀人的亡命之徒。
这些人平时不露面，不出头，不惹事，领着一份不低的工资，住在范锦山给他们安排的房子里，每天无所事事，只等着一个电话。电话来了，他们就动了。
宋远和陈学海对视了一眼，同时点了下头。宋远的面色沉得像铁板，陈学海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但从他们的眼神里能看出来——范锦山动真格的了。这不是砸场子、抢生意那种级别的冲突，这是要杀人。
两个人转身朝门口走去。宋远的步子很大，皮鞋踩在地板上，每一步都像在丈量什么。陈学海跟在他身后，边走边从兜里掏出手机，手指在按键上飞快地按着。
就在这时，范锦山的手机响了。
他停了一下，从裤兜里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屏幕——是一个陌生号码，尾号不是什么好号，普普通通的，扔在那一堆号码里绝对不会多看一眼的那种。他忍着火气接了起来，声音又硬又冲：“谁啊？”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不大，带着一种欠揍的、轻飘飘的笑意：“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范总？”
范锦山的手指猛地攥紧了手机，指节泛白。他听出了那个声音。
“草拟吗的王枭，”范锦山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每个字都像是被牙齿碾过了才吐出来的，“你不要落在我手里，不然老子肯定整死你。”
他很久没有这样骂过人了。在官场混了那么多年，又在地下称霸了那么久，范锦山早就练出了一套喜怒不形于色的本事。他可以在笑里藏刀，可以在不动声色间让人从这个县城消失。但今天，他真的忍不住了。
堂弟的死、王凛的死、汪乐的被抓、那些像潮水一样涌过来的、压得他喘不过气的消息，全部涌上了嗓子眼，堵在那里，化成了一句他最不想说、也最不该说的话。
电话那头的王枭没有生气。
相反，他笑了。笑声不大，但很清晰，像一个人听到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又不好意思笑得太大声。那种笑声比骂人还让人难受，像一根针，不紧不慢地往范锦山的太阳穴里扎。
“汪乐在我手上。”王枭的声音恢复了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要换回他的话，拿五十个，晚上十点，来城南公园交换吧。”
范锦山听到这句话，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口气很长，从鼻子里进去，在胸腔里转了一圈，再吐出来的时候，带着一股被压制住的、勉强维持的平静。
“行，”范锦山说，声音稳了下来，像一块石头终于沉到了水底，“你等着。晚上我给你送钱来。”
他挂了电话。办公室里突然安静了下来，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秒针在走，嗒、嗒、嗒、嗒，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用很慢的速度敲一面很小的鼓。
窗外灰蒙蒙的天压得很低，低得好像要塌下来。远处有雷声在滚，闷闷的，像是谁在天上搬桌子。
范锦山站在那张翻倒的红木办公桌前，看着满地的碎片，一动不动。紫砂壶的碎碴子在他脚下铺了一小片，茶汤已经干了，在地板上留下一道淡黄色的水渍。他的影子被窗外的光照着，长长地拖在地板上，像一个被拉歪了的、不完整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