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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八章 载沣的困境

    第98章 载沣的困境宣统二年(1910年)深秋,北京。

    紫禁城里的日子不好过。摄政王载沣坐在军机处的椅子上,面前的奏折堆得像小山一样高,可他一个字也看不进去。窗外,秋风卷着落叶在空旷的院子里打旋,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无数人在窃窃私语。他才二十七岁,但眼袋已经很深了,颧骨也突了出来,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这一年,他感觉自己老得特别快。

    财政的窟窿越来越大。去年岁入两亿两,岁出却高达两亿六千万,亏空了六千万两。洋人的借款还不上,赔款利息压得喘不过气。朝廷想练新军,可各省都在哭穷,连北洋的饷银都开始拖欠了。户部尚书载泽来哭穷,说连京官的俸禄都快发不出了,再这样下去,朝廷的脸面都要丢光了。

    军队也不稳。北洋六镇虽然表面听话,但那些汉人将领心里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袁世凯虽然被赶回了项城,可他的阴魂还在。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这些人当面毕恭毕敬,背后阳奉阴违。载沣想用满人取而代之,可满人里能打仗的,掰着手指头也数不出几个。良弼算一个,可良弼一个人能顶什么用?禁卫军练了两年,两万多人,装备是最好的德国枪,可一拉到野外演习就露馅——军官不认识地图,士兵不会挖战壕,炮兵连装弹都慢半拍。

    最让载沣头疼的是革命党。去年汪精卫在银锭桥下埋炸弹要炸他,人抓到了,可抓了一个汪精卫,冒出来更多的革命党。南方各省,新军里到处是革命党的眼线。广州新军起义虽然镇压下去了,但谁知道下一次会在哪里爆发?是武昌?是南京?还是北京?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子里乱成一锅粥。

    “摄政王,良弼大人求见。”太监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载沣睁开眼,坐直了身子:“让他进来。”

    良弼大步走进来,穿着一身禁卫军统领的制服,腰杆挺得笔直,脸上带着一股军人特有的刚毅。他是满洲镶黄旗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是载沣最信任的满族将领。可他脸上的表情,今天不太好看。

    “臣良弼,参见摄政王。”

    “免了。”载沣摆摆手,“坐。什么事?”

    良弼坐下,从袖子里抽出一份报告,双手递上。

    “摄政王,这是禁卫军秋季演习的报告。臣不敢隐瞒,请摄政王过目。”

    载沣接过来,翻开一看,脸色越来越难看。演习中,禁卫军一个营在山地迷路,走了整整一夜才找到归队的方向;炮兵连的炮弹打偏了三百米,差点炸到自己的步兵;通讯兵不会用电话线,只能靠骑马传令,速度比北洋军慢了一半。载沣把报告摔在桌上。

    “练了两年,就练出这个结果?”

    良弼低着头,没有说话。

    “你说,禁卫军跟北洋军比,差在哪里?”载沣问。

    良弼沉默了片刻,抬起头。

    “摄政王,臣说句实话。禁卫军的装备,不比北洋差。甚至更好。但禁卫军的兵,大多是满族子弟,从小娇生惯养,吃不了苦。北洋军的兵,是穷苦农民出身,为了吃饭当兵,能吃苦,能打仗。这不是训练的问题,是人的问题。”

    载沣的脸色更难看了。

    “你的意思是,满人不如汉人?”

    良弼赶紧摇头:“臣不是这个意思。臣的意思是——满人贵族子弟,缺乏实战经验。北洋军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一路打过来,士兵见过血,军官懂战术。禁卫军没上过战场,差距不是一天两天能弥补的。”

    载沣沉默了。他知道良弼说的是实话,但他不愿意承认。满人不如汉人——这个念头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拔不出来。

    “你先回去吧。”他挥了挥手,“禁卫军的训练,不能放松。该换的人换,该撤的撤。不惜代价,要把禁卫军练出来。”

    良弼站起来,抱拳:“臣遵旨。”

    他转身走了出去。载沣一个人坐在军机处里,对着那堆奏折,发了很久的呆。

    与此同时,小站。

    陆铮的第四协训练照旧,但他的情报网路比以前更密集了。北洋同乡会的联络点从天津英租界扩展到了北京、保定、济南、开封。各镇各协被裁的军官,通过这个网路重新组织起来,散布在直隶、山东、河南的民团、商会、县衙里。这些人平时各干各的,但只要陆铮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从四面八方聚拢来。

    这天下午,陈有才从北京回来,带回了一摞情报。他把情报按时间顺序整理好,摆在陆铮面前。

    “协统,北京那边的消息。载沣现在内外交困,日子很不好过。”

    陆铮一份一份地翻看。

    财政危机——户部赤字六千万两,各省拖欠税款严重,洋人的借款利息压得喘不过气。朝廷想加税,又怕激起民变。想裁军,又怕军队造反。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军队不稳——北洋六镇表面服从,实际上各怀心思。禁卫军练了两年,战斗力远不如预期。载沣想用满人将领取代汉人将领,但满人里能打仗的屈指可数。良弼算一个,铁良算一个,但两个人加在一起,也顶不了一个段祺瑞。

    革命党此起彼伏——广州新军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革命党的活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频繁。同盟会在长江流域创建了多个据点,各省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越来越多。汪精卫虽然被捕,但他的诗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传遍了大江南北,激励了无数年轻人。

    陆铮放下情报,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

    “协统,”陈有才小心翼翼地问,“您觉得朝廷还能撑多久?”

    陆铮睁开眼,看着天花板。

    “撑不了几年了。”

    陈有才倒吸一口凉气。

    “载沣这个人,有改革的意愿,但没有改革的能力。他想用满人来取代汉人,但满人里没有几个能用的。他想整顿财政,但各省不配合。他想镇压革命党,但革命党越压越多。”陆铮站起来,走到窗前,“他不是不想救大清,是他救不了。”

    吴佩孚从外面走进来,看见陆铮和陈有才的脸色,问:“怎么了?”

    陆铮把情报递给他。吴佩孚看了一遍,面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三弟,你的判断是什么?”

    “我的判断是——清廷撑不了几年了。最多三年,快则一两年,必有大事发生。”

    吴佩孚沉默了片刻。

    “你是说革命党会得手?”

    “不好说。但不管谁得手,朝廷是撑不住了。财政、军队、民心,三样全丢了,拿什么撑?”陆铮转过身,“所以我们要提前准备。”

    “怎么准备?”

    陆铮走回桌前,摊开一张地图。

    “两件事。第一,北洋同乡会继续扩编。被裁的军官,能联络的都要联络。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安徽——能铺多远铺多远。这些人,是以后我们的骨干。”

    吴佩孚点了点头。

    “第二,军火储备要增加。我们手里的军火,够打一场小规模的战争。但如果天下大乱,这点军火远远不够。想办法从各种渠道搞枪、搞子弹、搞炮。”

    吴佩孚拿起笔,在地图上标注了几个地点。

    “三弟,你说的这些,都需要钱。我们的钱从哪里来?”

    陆铮想了想,说:“北洋同乡会的会员,每人每年交一两银子的会费。这不是钱,是身份。真正的钱,从别的地方来。”

    “什么地方?”

    “天津租界的洋行。我认识几个英国商人,他们对中国的政局很感兴趣。他们想在中国做生意,需要有人保护。我们可以合作——他们出钱,我们出人。”

    吴佩孚皱眉:“跟洋人合作,会不会授人以柄?”

    “不会。”陆铮说,“不是官方合作,是私人交情。我们给他们提供安保服务,他们给我们佣金。天经地义,谁也说不出什么。”

    吴佩孚想了想,点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