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 1911年的春天宣统三年（1911年）春，小站。
这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三月的风还带着冬天的寒意，操场上刚冒头的草芽被北风刮得东倒西歪。陆铮的第四协训练照旧，士兵们跑步的口号声震天响，一切都跟往常没什么不同。但陆铮知道，这个春天不一样。
三月下旬，从南边来的消息越来越密集。
先是广州那边风声紧，说革命党又在筹备起义。接着是北京那边，载沣的禁卫军扩编又遇到麻烦，满族贵族子弟不愿当兵，招来的都是些游手好闲之徒，训练了半年连枪都擦不干净。朝廷内部也在吵，载沣想继续裁撤北洋，可北洋各镇的将领们明里暗里都在抵制。
四月初一，陆铮正在协统部里看训练报告，陈有才急匆匆地跑进来，脸色发白，手里捏著一份电报。
“协统，南边出大事了。广州起义，失败了。革命党人死了上百人。”
陆铮接过电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电报是北洋同乡会上海联络点发来的，内容很简短：“三月二十九日，黄兴率百余人攻广州督署，激战一昼夜，寡不敌众，死伤惨重。林觉民、喻培伦、方声洞等百余人死难。遗体收殓七十二具，葬于黄花岗，号‘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他放下电报，沉默了很久。
吴佩孚从外面走进来，看见陆铮的脸色，问：“三弟，怎么了？”
陆铮把电报递给他。吴佩孚看完，面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一百多人，说死就死了。”吴佩孚把电报放下，声音低沉，“革命党人，真不怕死。”
陆铮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操场上士兵们正在训练，喊杀声震天，不知道南方发生了一场血战。他转过身，看着吴佩孚。
“大哥，你知道吗，这次起义的总指挥叫黄兴。他是同盟会的二号人物，在枪林弹雨中被打断了手指，用断指继续射击，最后孤身突围，逃到了香港。”
吴佩孚没有说话。
“有个叫林觉民的，二十四岁，起义前给妻子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我读过，里面有这么几句——”陆铮顿了顿，一字一句地念道，“‘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吾死后，吾之魂魄，常依汝左右。’”他垂下目光，“他的妻子那时候正怀着孩子。”
吴佩孚沉默了。
“还有一个叫喻培伦的，是个炸弹专家，研制炸弹时炸残了左臂。起义时他胸前挂著一筐炸弹，冲在最前面。弹尽力竭，被俘后高呼‘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从容就义。”
吴佩孚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
“三弟，你说这些，是想告诉我什么？”
陆铮走回桌前，坐下，看着吴佩孚。
“大哥，我在想——革命党人，为什么不怕死？”
吴佩孚想了想，说：“因为他们有信仰。”
“对。他们有信仰。他们相信，推翻清朝，中国就有希望。他们相信，自己死了，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他们不怕死，是因为他们知道，死不是终点，是起点。”陆铮的声音很低，但每个字都很有力，“这样的人，你杀得完吗？”
吴佩孚摇了摇头。
“杀不完。”
“对，杀不完。”陆铮说，“广州起义失败了，死了上百人。但你以为革命党会就此罢手吗？不会。他们会总结经验，积蓄力量，下一次再来。越挫越奋，越杀越多。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大清挡得住吗？”
吴佩孚沉默了很久。
“挡不住。”
陆铮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北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纸哗哗作响。
“大哥，大清气数尽了。”
吴佩孚看着他，目光复杂。
“三弟，你说这话，是不是太早了？”
“不早。”陆铮转过身，“你看看这些年——日俄战争，日俄在咱们的地盘上打，朝廷说‘中立’，东北的老百姓死了多少？光绪帝死了，慈禧太后死了，一个三岁的娃娃坐龙庭，载沣当摄政王。他干了什么？裁撤北洋，安插满人，扩编禁卫军。裁了两年，北洋还在。扩了两年，禁卫军还是个花架子。革命党越打越多，老百姓越来越穷，各省的督抚各怀心思，谁也不真心听朝廷的。”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道：“这样的朝廷，还有什么希望？”
吴佩孚没有接话。他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他没有换。
“三弟，你说大清气数尽了，我信。但我们北洋怎么办？”
陆铮看着他。
“等。”
“等什么？”
“等一个火星。”
吴佩孚皱了皱眉。
“火星？”
陆铮走到桌前，拿起那份电报，在手里掂了掂。
“大哥，你想过没有——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党人用鲜血证明了，大清不是不可动摇的。以前老百姓怕朝廷，怕官兵，怕洋人。现在，有人不怕了。有人敢拿枪打朝廷了。这件事，会传遍全国。会有更多的人看到，原来朝廷是可以打的，原来有人敢打朝廷。这就像一堆干柴，只要一个火星，就能烧成燎原大火。”
吴佩孚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三弟，你是说——”
“我不是说什么。”陆铮打断他，“我是说，我们北洋现在要做的，不是站出来当出头鸟，不是急着表态站队。我们做的，是等。等那个火星掉下来，等柴堆烧起来，等天下大乱。到时候，谁手里有兵，谁就是说话的人。”
吴佩孚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当天晚上，陆铮一个人坐在协统部里，把那份电报又看了一遍。电报上的每一个字，他都看得仔仔细细。
“林觉民、喻培伦、方声洞”他念著这些名字，“这些人，都是有才华的年轻人。有的留过学，有的是秀才，有的是华侨富商子弟。他们本可以过好日子，却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他把电报放下，铺开一张纸，拿起笔。他想写点什么，但写了几个字又划掉了。反反复复好几次，最后只写了一句话：
“革命党越挫越奋，大清气数尽了。”
写完之后，他把纸折好，收进抽屉里。
陈有才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两封信。一封是孙传芳从保定寄来的，一封是张作霖从东北寄来的。陆铮先拆开孙传芳的信。信很短，只有几行字：“三弟，广州的事，段大人已经知道了。段大人说——‘革命党成不了大事，但朝廷也成不了大事。’你看，段大人的话，跟你说的差不多。”陆铮放下信，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他又拆开张作霖的信。张作霖的信写得粗犷，字迹潦草，错别字不少：“老弟，南方的事我听了。革命党这帮人，真他娘的不怕死。你那边怎么样？关内要是乱了，你到我这里来。东北地方大，咱们兄弟联手，谁都不怕。”
陆铮把信收好，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窗外，北风呼啸，吹得窗户纸哗哗作响。他没有睡意，脑子里全是那些名字——林觉民、喻培伦、方声洞，还有那份电报上的每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