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 与黄兴重逢伍廷芳见过之后，陆铮一直在等一个人的消息。
陈有才通过北洋同乡会的渠道，辗转找到了黄兴在上海的临时住所。消息递进去的时候，黄兴正在养伤——汉阳保卫战中，他在前线督战时旧伤复发，右臂的旧伤还在隐隐作痛，加上连日奔波的劳累，整个人的状态并不好。但听说“北洋第四协的陆协统”想见他，黄兴没有犹豫。
“请他来。就今晚。”
十二月十三日傍晚，陆铮换了一身深灰色西装，没有打领带，比见伍廷芳时随意一些。他知道黄兴不是那种讲究形式的人，太正式反而显得生分。他从华洋大饭店出来，上了一辆租来的福特轿车，穿过南京路，拐进一条僻静的小马路，在一幢西式小楼前停下。
黄兴的临时住所在法租界，是一幢三层小洋楼，红砖外墙，拱形窗户，门口种著两棵法国梧桐，叶子已经落了大半，光秃秃的枝条在路灯下投下稀疏的影子。小楼不大，但很安静，四周没有巡捕，没有卫兵，甚至没有门铃。
陈有才上前叩门，三长两短，一慢两快。
门开了。开门的是一个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人，面容清瘦，眼神沉稳，看了陆铮一眼，侧身让他进去。陈有才留在门外。
“黄先生在楼上。”
陆铮上了二楼，推开一扇虚掩的木门。
这是一间书房，不大，布置得很简朴。靠墙是一排书架，上面摆满了中西文书籍，有兵法、有史书、有法律，还有些英文原版的军事著作。桌上摊著几份地图和文件，旁边放著一盏铜制台灯，灯罩是绿色的，光晕柔和地洒在桌面上。窗台上放著一盆文竹，青翠欲滴。
黄兴坐在书桌后面的椅子上，正在看一份文件。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面容清瘦，颧骨微高，一双眼睛不大，但很有神。他的右臂上缠着绷带，用一条布带吊在胸前，但整个人看起来并不萎靡。
陆铮上一次见到黄兴是在汉阳前线的望远镜里，远远地隔着硝烟，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现在面对面地站着，他才发现，这个人比望远镜里看到的更瘦，眉宇间带着一种历经生死才有的沧桑和淡然。
“陆协统。”黄兴放下文件，站起来，伸出手。
“黄先生。”陆铮跟他握了握手。黄兴的手很有力，不像受伤的人，握得陆铮的指节微微发紧。他的皮肤粗糙，虎口有厚厚的老茧——这是长期握枪留下的痕迹。
“请坐。”
陆铮在书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两人之间隔着一张宽大的红木书桌，桌面上摊著一张汉阳战役的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著双方的防线、进攻方向和兵力部署。地图有些地方已经被磨得发白，显然是反复翻阅过的。
黄兴没有急着说话。他提起桌上的茶壶，给陆铮倒了一杯茶。茶是热的，碧螺春的清香在蒸汽中弥散开来，带着一股淡淡的豆香。然后他也给自己倒了一杯，端起来，慢慢喝了一口。他的动作很慢，像是在给自己一点时间组织语言。
“陆协统，汉阳的事，非常感谢你。”他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稳，“没有你的人，我可能走不出武昌。”
陆铮端起茶杯，也喝了一口。
“黄先生，我是为将来着想。”
黄兴端著茶杯的手微微一顿，抬起头看着他。
“将来？”
陆铮放下茶杯，看着黄兴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日后中国若创建共和，北洋和革命党，要共事。我救你，不是因为我同情革命，是因为我觉得中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战场上你死我活，那是打仗。打完仗，还要过日子。过日子，就需要人。”
黄兴沉默了很久。
书房里很安静，墙上挂钟的滴答声清晰可闻。窗外，法国梧桐的枯枝在夜风中轻轻摇曳，影子投在玻璃上，像一幅水墨画。窗台上的文竹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青翠，给这间简朴的书房增添了一丝生机。
“你年纪不大，想得倒远。”黄兴放下茶杯，靠在椅背上，目光在陆铮脸上停留了片刻，像是在重新打量这个年轻人。
陆铮没有说话。
黄兴拿起桌上的地图，摊开来，指著上面的防线标志。
“陆协统，你是北洋的协统，带过兵，打过仗。你告诉我——汉阳之战，革命军败在哪里？”
陆铮看了看地图。汉阳的地形他太熟悉了，他在信阳待命的那段时间，把汉阳、汉口的地图翻来覆去地看了无数遍，每条街道、每座山岭、每条河流，都烂熟于心。
“装备不如北洋，兵力不如北洋，训练不如北洋。”他说了三个“不如”，都是实话。
黄兴点了点头，没有反驳。
“还有呢？”
“还有——”陆铮指着地图上的汉水防线，“革命军的兵力部署有问题。主力沿江一线布防，正面厚，侧翼薄。北洋军从上游迂回包抄，侧翼一破，全线动摇。”
黄兴的目光从地图上移开，看着陆铮。他的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不甘，而是一种客观审视的态度。
“你说得对。这是我的失误。我把主力放在正面，低估了北洋军的迂回能力。”他顿了顿，“但就算我不失误，汉阳也守不住。”
陆铮知道黄兴说的是实话。北洋军三万人，革命军一万三千人。北洋军的机枪和火炮数量是革命军的数倍，弹药更是充足得多。革命军能用步枪和血肉之躯扛二十多天，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黄先生，汉阳之战，革命军虽败犹荣。你们扛了二十多天，把北洋军主力拖在湖北，为南方各省独立争取了时间。这不是失败，是牺牲。”
黄兴看着他，目光里多了一些东西。
“陆协统，你跟我见过的北洋军官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他们只想着打赢。你觉得打赢重要，还是打对重要？”黄兴没有直接回答，反问了一句，但目光里已经有了答案。
陆铮想了想，说：“打赢重要。但打赢之后怎么收场，比打赢本身更重要。”
黄兴笑了。
“你这话，很有意思。”
陆铮心里一动，但没有接话。
黄兴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陆铮。他的右臂吊在胸前，左臂背在身后，望着窗外的夜色，沉默了片刻。
“陆协统，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跟你见面吗？”
“因为黄先生想知道北洋是什么人在掌舵。”
“因为你说过那句话。”黄兴转过身，看着陆铮，“打下去，死的都是中国人。”
陆铮沉默了片刻。那句话，是他在派陈有才去救黄兴时让陈有才转达的。他没想到，黄兴一直记着。
“黄先生，我说的是实话。”
“实话难得。”黄兴走回来，在椅子上坐下，“这个世道，说实话的人不多了。袁世凯不说实话，伍廷芳不说实话，连孙文——”他顿了顿，“也不说全部实话。”
陆铮没有说话。黄兴说这些话，不是在抱怨，是在交心。
“黄先生，南北和谈，你怎么看？”
黄兴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然后放下。
“和谈，是必须的。打不下去了。北洋不想打，革命党也打不动了。但和谈谈成什么样，要看双方的实力和诚意。”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锐利起来。
“革命党的底线，是共和。清帝必须退位，皇帝必须废除。这是底线，不能退。”
陆铮点了点头。
黄兴端起茶杯，又放下了。他盯着陆铮看了几秒，目光像是要把他看透。
“陆协统，你在袁大人身边，是什么位置？”
“我是他的兵。”
“兵？”黄兴摇了摇头，“你不是兵。你是他的眼睛和耳朵。他让你来上海，不是让你来看风景的。”
陆铮没有否认。
“黄先生，我在袁大人身边，是什么位置不重要。重要的是——北洋和革命党，能不能坐到一张桌子上谈。”
黄兴沉默了很久。他拿起桌上的地图，卷起来，放到一边。
“陆协统，你的救命之恩，我记下了。你说的将来，我也记下了。”
陆铮站起来，抱拳。
“黄先生保重。”
“保重。”
陆铮转身走出书房，下了楼。陈有才在门口等著，拉开车门。陆铮上了车，轿车缓缓驶离，汇入法租界夜晚的车流中。
陆铮回到华洋大饭店，已经是深夜了。南京路上的霓虹灯还在闪烁，爵士乐从咖啡馆里飘出来，隐隐约约。报童已经回家了，街上只剩下零星的黄包车夫在等客，几个巡捕在路口抽烟聊天。
他躺在床上，他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黄兴的话还在耳边回响——“这个世道，说实话的人不多了。袁大人不说实话，伍廷芳不说实话，连孙文也不说全部实话。”
陆铮翻了个身，闭上了眼睛。黄兴说的是实话。但在这个世道，说实话的人，往往活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