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纳特硕大身躯坐进来的时候，整辆车明显往他那侧沉了一下。他手忙脚乱地扶住扶手，低声嘟囔了一句什么。
霍夫曼警长最后上车，拉上车门，在对面坐下来，伸手敲了敲车厢壁板。木板发出两下沉闷的叩响，马夫应了一声，鞭子在空气中甩出一声清脆的“啪”，马车稳稳地驶出了院子，穿过侧门上了大街。
此刻的亚历山大广场上变得非常热闹：报童在街角挥舞着报纸，喊着头版头条，声音尖锐而急促；一辆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从对面驶来，车厢里挤满了人，有人站在踏板上扶着栏杆，有人把骼膊伸出窗外；面包房的门敞开着，热腾腾的烤面包气味飘散到街上，和煤烟、马蹄扬起的尘土混在一起；几个穿着深色大衣的公务员从街边快步走过，腋下夹着公文包，步履匆匆……
瓦尔特隔着车窗望着外面，这个古老的城市在按照自己的节奏运转着，而他们正乘坐一辆警用马车穿过它的中心，前往一个退役上校的宅邸。依照霍夫曼警长的介绍，他们要去验证一个失踪了八年的人，是否还是他自己。
摇晃不定的车厢里，霍夫曼把文档袋放在膝盖上，解开系绳，从里面抽出一张纸。他没有递给瓦尔特看，只是放在自己面前，目光扫过纸上的几行字，似乎反复确认什么信息。
。早年是普鲁士近卫军的骑兵指挥官，参加过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在军界有不少老关系。”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我之前在米勒警督的办公室，与上校在电话里沟通了十多分钟……他有个儿子叫弗朗茨。八年前去了非洲。走的时候十七、八岁，随后的好几年也没有向家里寄过一封信。”
“失踪了？”化身好奇宝宝的甘纳特立刻追问了一句。
“不是失踪，是出走。”霍夫曼似乎是咬牙切齿的说道：“弗朗茨当年是在柏林大学读书，因为受到了左派学生组织的煽动，写过几篇反对皇帝与反对帝国的文章，甚至还在一份叫《自由青年》的小报上发表过诗。
上校发现之后，当即勒令他从学校退学，还准备送进柏林近郊的一家军校。为此，父子俩大吵了一架，年轻气盛的弗朗茨留下一封信就走了。”
霍夫曼在谈及“左派学生组织”、“反对帝国”、“反对皇帝”等几个敏感词的时候，他的语气就加重了一点，感觉有些忿忿不平。此时，警长他的下巴变得绷紧，目光扫了车厢里其他两人，但下一秒又收了回来。
甘纳特听完只是“哦”了一声，既没有附和，也没有反驳，低头保持沉默，象是政治立场对他而言和天气差不多，知道有这回事，但不太值得花时间去琢磨。属下的这种态度让霍夫曼多看了他一眼，但没有说什么。
此刻的瓦尔特似乎不愿意添加这场对话，他的目光落在窗外的街道，虽说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内心已经浮想联翩了。
在1903年的柏林，一个人的政治立场会直接影响他的职业道路、社交圈子，甚至在某些场合决定他，还能不能继续待在这座城市里。
不过，医生这个职业给了瓦尔特一道天然的庇护。按照当时的主流观念，医生代表着科学和权威，能够救死扶伤，值得大众的尊重与信赖，拥有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只要不公开发表立场鲜明的政治言论，大多数人都愿意默认他们是立场温和的专业技术人才。
尽管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柏林、普鲁士乃至帝国的医生群体内部，也是泾渭分明的，分为左、中、右三派。
甘纳特偷偷瞟了一眼霍夫曼手中的文档，咂了咂嘴，忍不住问了一句，“弗朗茨去了非洲？”
“准确的说，是去了德属西南非洲，温得和克那一带。”霍夫曼解释说，“按当时的政策，主动前往殖民地冒险的德国男性公民，可以免除本土的兵役义务。
等到警长说完这句话，车厢里再度恢复了安静。此刻，街道两旁的建筑正在从繁华的商业区，过度到安静的住宅区。
“不过弗朗茨到了非洲之后，并没有安安分分地待着。”霍夫曼继续说道，“4年前，英国人为了黄金和钻石，发动了第二次布尔战争，开始大规模进攻德兰士瓦和奥兰治，弗朗茨添加了布尔人的突击队，成为一名志愿者，帮着荷兰农民抗击英国人的入侵……他在战场上待了将近两年，打过几场硬仗，还曾经被英军俘虏过一次，关进了开普敦附近的战俘营。”
“他逃出来了吗？”甘纳特略显激动的问道。
“逃出来了。具体怎么逃的，没人说得清楚。在获得自由后，弗朗茨第一次给家里写了信，但在信里也只提了一两句，说是趁着换防的时候混在运粮车里走的。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被英国人抓住过。”
霍夫曼接着说，“他随后一直待在布尔人的反抗势力，直到战争结束之后，这才带领一批拒绝效忠英国的布尔难民，流亡到德属西南非洲和莫桑比克。”
甘纳特低声说：“也就是说，他一直都在南非，是在帮荷兰人，哦，是布尔人打仗？”荷兰语中，所谓的布尔人，就是荷兰农民的意思。
言语之间，年轻警察的语气和刚才不太一样了。在他看来，一个十七、八岁离家出走的年轻人，在异国的战场上作为志愿者对抗蛮横无理的英国佬，被俘，又逃走……这在他听来，更象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
霍夫曼没有接话，但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在柏林的中下层，尤其在红堡那些常年和街头打交道的警员中间，憎恶英国已经成了一种默认的政治正确。
布尔战争期间，英国人在南非创建不少集中营，把大量无辜平民关进去的消息传到德国之后，整个德意志帝国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种对英国的敌意。
柏林的报纸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连篇累牍的报道英国-军队的暴行，酒馆里时不时的有人举杯为勇敢的布尔人加油，就连街头卖报的小孩都知道“所有的英国人都不是好东西”。
霍夫曼虽然不喜欢弗朗茨在国内的政治立场，但对于他作为一个德国人在南非对抗英国人这件事，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好指责的，反而要褒扬。
甘纳特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刚刚说了一句符合主流政治正确的话，他只是单纯得觉得，一个德国人在异国他乡，以志愿者的身份添加一场反抗战争，这件事本身就很值得佩服。
不过，瓦尔特医生依然没有说话，现在的他，反而需要保持自己的政治中立，除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