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反复斟酌过后，瓦尔特小心翼翼的提醒一句。他说：“老师，假设一下，如果我们把提取的温度降下来，比如是在冰浴条件下进行操作，会不会有机会减少那种活性物质的降解？”
门策尔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先是沉默了两三秒，那是在评估上述提议的可行性。
“冰浴……”
这位科学家重复了一遍这个词，然后拿起笔在笔记本边角飞快地写了一行字，“研磨过程会产生热量，你说得对，温度可能是一个被忽略的重要因素。我之前怎么没有往这个方向考虑过。”
瓦尔特没有再说下去，这一句话够了，价值千金。
门策尔把一枚新切片放在载物台上，调了调焦距。“对了，你在医学院助教的工作，贝格曼教授那边怎么说？”
“两周前，教授派人告诉我了，估计要等到明年开春之后。”
听到这里，门策尔内心叹了口气，随后低头看向目镜。
过了片刻，这位副教授直起身，摘下眼镜擦了擦，对着曾经的学生问道：“所以，你现在夏洛特医院做住院医师？”
瓦尔特解释说，“目前还是助理医师，另外我还兼职了柏林警察局的法医。”
门策尔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你还在做和医学有关的事，这比什么都重要。法医能看到很多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对将来做临床或者做研究都会有帮助。
另外，柏林警局的首席法医，阿多诺博士，那是个水平出色的人，而且和我关系不错。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和他多聊聊你。”
瓦尔特很是感激的说道：“谢谢老师！只是我今后可能不太会经常来学院了，那两边的工作排得比较满。”
门策尔笑了笑，“没关系，你有时间就来实验室看看，顺便指导一下你的师弟们。放心，我的助理会记录你的出勤记录。”
下一刻，瓦尔特听出了这句话的分量，面前的副教授是在用他那种不擅表达的方式，向自己发出一份工作邀约，
门策尔把笔记摞好，放在书架的一端，他又拿起一只干净的试管，对着灯看了看内壁。瓦尔特看着他的动作，忽然觉得自己能够理解为什么原主科勒在日记里把门策尔列为可疑但又不那么确定。这位科学家有一种不设防的专注，对实验的投入会让他暂时忘掉周围的一切。
“老师，我先回去了。”瓦尔特说。
门策尔没有回头：“恩。知道了。”
瓦尔特转身离开了实验室，轻轻带上了门。走廊里没有人。
四百马克，加之之前在红堡那边赚到的，以及哈塞医生给的津贴和房租馀下的积蓄，瓦尔特现在手头大概有1500马克的储备金，虽然距离八千马克债务还有很远的距离，但已经比刚醒来时好得多了。
……
十一月中旬，柏林的气温已经降到了冰点附近。清晨的厨房里，火炉烧得正旺，铁炉圈上的水壶冒着白汽。
瓦尔特坐在餐桌前，盘子里放着两块白面包，不仅涂了黄油，还夹了煎过的培根，旁边放着一杯不加糖不加奶的热咖啡。他吃得很快，狼吞虎咽那般，面包带着培根的油香，以及咖啡的苦味一起滑进胃里，整个人这才暖过来。
这份早餐跟一般租户得到的不太一样：白面包、黄油、培根和黑咖啡。毫无疑问，这些对于柏林的中产家庭而言，已经算是比较奢侈的早餐了。
事实上，这是老房东韦伯坚持要给他单独开小灶，瓦尔特推辞过好几次，但没推掉，不得不接受了。
原因出在两周前，老韦伯的小孙子汉斯得了场感冒，起初在诊所，找了一个医生看过了，开了点药，但病情非但没好转，反而越来越重。
那日，老韦伯愁眉苦脸地在走廊里叹气时，路过的瓦尔特多问了两句征状，随后他心里顿时一紧。感觉那不是普通的感冒，而是号称“儿童第一杀手”的白喉。
同样是军医官出身的贝林医生，于1890年就发现了白喉抗毒素血清。只是那东西制备起来极其复杂，又是要从马匹血液中提取，工艺繁琐，成本高昂，产量极少，属于有钱都不一定能拿到的稀缺品。
好在瓦尔特借助夏洛特医院的医生身份，又动用了哈塞医生和门策尔副教授的私人关系，从国家病毒实验室的储备库里，紧急调配了一支抗毒素血清。
小汉斯在第二天清晨注射之后，烧退了，嗓子里的假膜也慢慢脱落了。也是从那一天开始，房东韦伯一家，上上下下，就把瓦尔特-科勒医生当成了自家的大恩人。
……
瓦尔特吃完了最后一块面包，又把杯子里的咖啡喝干净，起身披上大衣，出了门。寒风扑面而来，医生不由得裹紧了衣领，沿着大街朝夏洛特医院的方向走去。
这段时间以来，他很少有完整休息过一天。
每个礼拜的时间，已经被分割成三段：三到四天，属于医院的门诊和病房；其馀的，属于红堡的外勤和法医办公室；至于晚上，则留给自己整理报告、翻阅案卷、重新学习。
偶尔的，瓦尔特也会抽半天时间前往柏林医学院，在门策尔副教授的实验室待上一会儿，以师兄的身份指点几位学弟。至于医学院的助教工作，依然没有下文，好在摆脱了赤贫状态的瓦尔特，已经不再每天都想这件事了。
今天是周一，一周之中最忙的一天。
助理办公室他已经很熟悉了，桌面上永远堆着前一天留下的病历和检验单，墨水瓶旁的蘸水笔笔尖总有干涸的墨迹，需要每天清洗。
尽管在房东那里喝过咖啡，但瓦尔特还是习惯于为自己泡了一杯红茶，在桌前坐下来，用左手翻开第一本病历，在页边写下几行注释，然后推着那辆装满病历夹的小推车穿过走廊，开始一天的第一轮查房。
每次查房，他都会在每张床前多停一会儿，有些病人的情况他已经很熟悉了，不用翻病历也能说出用药调整的思路，但他还是会翻开看一眼，确认自己没有任何的遗漏。
下午的医院比上午安静一些，走廊里的人少了，推车的轮子声也稀疏了。如果不需要值夜班，他会在六点之前脱下白大褂，换上深灰色外套，在医院食堂吃完晚餐后，再返回阿尔布雷希特街的住处。
红堡的地下室法医办公室，已经成了他的第二个办公地点。前几天他也终于见到了自己名义上的主管，柏林警察局的首席法医，阿多诺博士。
那是一个身形消瘦的中年男人，五十岁上下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深灰色头发没有梳理，随意垂在额前，外套永远都是皱巴巴的，袖口沾着几处暗褐色的旧渍，领结松垮地挂在脖子上，手里习惯于攥着一只镀银的扁酒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