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到1981年，罗斯托夫州的失踪人口档案里多了几份新卷宗。
对于莫斯科或者列宁格勒那些大城市的同行来说，罗斯托夫的失踪案数量不算突出。苏联内务部每年的统计报表上，全联盟有成千上万的人报失踪，大部分是离家出走的青少年、逃避兵役的年轻人、跟家里闹翻后去大城市讨生活的女人。
警察系统有一套标准处理流程：登记、备案、发协查通报，过一段时间如果人还没找到，案卷就归入“未结”那一摞，等待某个不确定的将来再翻出来。
罗斯托夫州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1979年的失踪案跟1978年比没什么异常，1980年也差不多。没有人把几个数字放在一起比较，也没有人注意到，其中某些失踪发生的地点，正在形成一条隐约的线。
那条线沿着铁路延伸。从顿河畔罗斯托夫往东北方向，经沙赫特、新沙赫京斯克，一直延伸到卡缅斯克-沙赫京斯基，再往北进入顿涅茨克州境内。
铁路两侧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煤矿城镇和工人村，每个镇子都有自己的火车站或者乘降所，每天早晚有通勤列车把矿工和他们的家属送往各个方向。
候车棚简陋，站台没有围栏，冬天的时候人们缩在棚子下面避风，夏天就在站台边的树荫里等车。这些地方人来人往，谁也没有特别注意谁。
奇卡提洛就喜欢这样的地方。
他喜欢火车站和公交站，因为那里的人都是流动的、松散的、注意力不集中的。
等车的人想的是自己的事，想着下一趟车什么时候来，到了地方该找谁，家里的孩子放学了没有......
他们不太会注意一个在站台附近转悠的中年男人。如果他穿着体面，看上去像是个出差的干部或者工厂里的什么小头头，就更不会有人多看他一眼。
1979年秋天，奇卡提洛离开了沙赫特。
叶莲娜·扎科特诺娃的案子结束后，他在那间旧房子里又住了几个月，等到风头过去才搬走。
沙赫特不能久留，这一点他很清楚。虽然克拉夫琴科替他顶了罪，但谁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翻出旧账。于是他搬到了顿河畔罗斯托夫市区，在工厂区附近又租了一间房子。
妻子费奥多西亚和两个孩子还住在原来的地方，他跟她说新工作离得远，住在城里方便些，周末再回家。
费奥多西亚没有反对。丈夫的工作总是变来变去，她早就习惯了。况且他在城里住，但每个月给家里的钱也没少。日子就这样过下去，跟过去那些年没什么两样。
奇卡提洛在罗斯托夫的一家工厂里找了份采购员的工作。
在那个年代的苏联，采购员是一个有点特殊的位置。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的生产计划完成不了，往往不是因为设备不行，而是因为原材料供不上。于是每个厂都有那么几个“跑外勤”的人，拿着介绍信和现金，四处去找货、催货、拉关系。
这些人常年出差，在各地的工厂、仓库、铁路货运站之间转，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也不在厂里的花名册上被严格考勤。
对奇卡提洛来说，没有比这更合适的职业了。
他的出差路线并不固定，取决于厂里需要什么。有时候是去卡缅斯克-沙赫京斯基催一批钢材，有时候是去塔甘罗格谈一船煤，有时候是去更远的地方，北到伏尔加格勒，南到克拉斯诺达尔。
每次出差三到五天不等，住最便宜的旅馆或者厂里的招待所，吃饭在路边的小食堂解决。报销的时候填几张单子，附上车票存根，会计看一眼就盖章了。
没有人会问他出差期间具体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办成了什么事。采购员的行踪本来就是灵活的，今天在这个城市，明天可能就在另一个城市。铁路纵横交错，公路四通八达，一个拿着介绍信和现金的中年男人，在苏联的任何一个火车站都不会引起怀疑。
奇卡提洛就是在这样的出差路上，开始了他真正的“狩猎”。
他的目标很固定：独自一人的年轻女性或者孩子。
火车站附近总有这样的人：离家出走的少年，跟父母吵架后跑出来的女孩，从农村到城里找活干的年轻女人，还有那些在站台上等车、身边没有大人陪伴的孩子。
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容易被接近。
奇卡提洛的接近方式并不复杂。有时候他装作问路，有时候他说自己也在等车，随口聊几句天气或者车次。对成年人，他会说自己是个出差的干部，可以帮忙找旅馆或者介绍工作；对小孩子，他口袋里总装着几块糖或者口香糖。那个年代苏联的糖果质量一般，但外国产的口香糖依然是稀罕东西，对小孩子来说有天然的吸引力。
1981年9月3日，星期四。
顿河畔罗斯托夫市中心的公共图书馆门口有一个公交车站。下午四点多，一个十七岁的女孩站在站台上等车。她叫拉里莎·特卡琴科，是一所寄宿学校的学生，那天来图书馆查资料，准备回去。她个子不高，扎着马尾辫，背着一个书包，站在站台边上朝远处张望。
奇卡提洛从图书馆里出来，看见了那个女孩。
他后来在审讯中交代，他当时刚从图书馆借完书出来，看见了站台上的拉里莎。他在她旁边站了一会儿，等周围的人走开了一些，然后开口跟她搭话。
他说的话很简单，就是问她要不要一起去附近喝点酒，放松一下。他说他在附近工作，知道一个安静的地方。
拉里莎犹豫了一下，后来就答应了，当然她后来没有机会告诉任何人她为什么答应了。
原因也许是因为对方看起来像个正经人，戴眼镜，穿着体面，说话也不粗鲁。也许是因为她累了，想找个地方坐一坐。也许只是因为十七岁的年纪，对陌生人的危险还没有足够的警觉。
总之她跟着奇卡提洛走了。
他们沿着顿河岸边的路往城外走，经过几排房屋，穿过一片空地，进入河边的树林。那片树林在当地不算大，夏天有钓鱼的人来，但秋天就没什么人走动了。
奇卡提洛走在前面，拉里莎跟在后面。她大概以为走一会儿就会到一个什么地方，也许是个小酒馆，也许是他朋友的住处。
走到树林深处，周围已经看不见任何建筑的时候，奇卡提洛停下来，转过身。
后来的事情，法医报告里写得很简短。拉里莎的尸体在第二天早晨被发现。她被人按在地上，衣服被撕开，面部和颈部有明显的暴力痕迹。直接死因是机械性窒息，但尸体上还有多处非致命伤。凶手没有用刀，也许是没带，也许是不想用，但他用手和嘴在尸体上留下了痕迹。
侦查员看了这份报告，在案卷上批了“杀人案”三个字。按照苏联刑法，这是一起严重的刑事案件，应当立案侦查。
立案之后，调查员根据拉里莎那天的行程，走访了图书馆附近的人，问了几个问题，但没人看见什么。
拉里莎的同学和老师提供了她的日常活动情况，没有发现她跟什么可疑的人有来往。她的家庭背景正常，没有离家出走的迹象。
调查进行了大约两个星期，然后进入了“等待线索”的状态。
就在这起案件发生前后，奇卡提洛的出差频率没有什么变化。厂里需要他去卡缅斯克催一批轴承，他去了；需要他去塔甘罗格谈煤的运输问题，他也去了。
每次出差回来，他把采购单和车票存根交给会计，然后回家。费奥多西亚会问他出差累不累，他说还好。孩子们在饭桌上说学校里的事，他听着，偶尔点点头。
周末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带儿子尤里去公园。尤里那年十四岁，正是对什么都好奇的年纪。奇卡提洛在公园里话不多，走路的时候微微低着头，像是在想事情。尤里喊他，他才抬起头来，问怎么了。
这种日子在外人看来再平常不过了。一个中年男人，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妻子有孩子，周末带儿子去公园，偶尔跟邻居在楼道里抽根烟聊几句。
如果工厂里开大会，他坐在后排，不怎么发言，但别人发言的时候他认真听。如果有人问他意见，他会说几句，不长，但听起来还挺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