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检察官问：“你有证据吗？”
“还没有。但案卷都在这里，你可以来看看。”
“我下午过来。”
那天下午，州检察院的一名高级侦查员来到了内务局，两个人随后关在办公室里谈了将近三个小时。
他们把所有相关的案卷都翻了一遍，把时间、地点、受害者特征、作案手法列在一张纸上。纸上画了几个箭头，把不同的案件连起来。
然后他们得出了一个初步结论。
从1978年12月到1982年9月，罗斯托夫州及周边地区至少有七到八起年轻女性和儿童的失踪或死亡案件，可能系同一人所为。
凶手为男性，年龄在三十到五十岁之间，有交通工具或者经常出差，熟悉铁路沿线的情况。作案地点集中在火车站和公交站附近，作案时间不固定，但似乎比较集中在夏季和秋季。
这份初步分析被装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送到了州检察院的上级部门。
信封在办公桌上躺了将近一个月。
那段时间，州检察院和內务局之间来回发了几份公函，讨论要不要正式立案，要不要成立专案组，要不要向莫斯科汇报。
每一份公函都需要经过几个人的审批，每个人审批之前都要开一次会，每次开会都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有人说证据不足，有人说可能是巧合，有人说贸然立案会引起公众恐慌，还有人说这种事情如果传出去，“对州里的形象不好”。
那时候苏联政府的办事效率就是那么拖沓。
公函还在流转的时候，1983年春天到了。
罗斯托夫州的天气开始转暖，积雪融化，道路变得泥泞。铁路沿线的树林里，去冬被雪覆盖的东西慢慢露了出来。
3月中旬，有人在沙赫特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死者是个年轻女人，尸体已经部分白骨化，但衣服和随身物品还在。
法医鉴定后确认，死亡时间大约在半年到一年前，死因是颈部和胸部的多处刀伤。
又过了不到一个月，4月14日，在新沙赫京斯克郊外的玉米地里，又发现了一具女童的尸体。死者是十岁的奥尔加·斯塔尔马切诺克，去年12月从钢琴课回家的路上失踪的。尸体被丢弃在田边的草丛里，上面盖着枯叶和树枝。
这两具尸体的发现，让那份在办公桌上躺了一个月的初步分析重新被翻了出来。
这一次，没有人再说“证据不足”了。两具新尸体，加上之前的拉里莎·特卡琴科和柳博芙·比留克，再加上沙赫特的叶莲娜·扎科特诺娃——五起案件，五名受害者，模式高度相似。
这已经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了。
1983年4月，罗斯托夫州检察院正式立案，案件代号“森林地带案件”。一个由州检察院牵头、内务局配合的联合专案组成立了，成员包括检察官、侦查员、法医和几名从莫斯科调来的刑侦专家。
专案组成立的那天，在州检察院的会议室里开了一次会。会议室长条桌两边坐了十来个人，墙上挂着一幅罗斯托夫州的地图，上面用红笔标出了几处发现尸体的地点。
主持会议的是州检察院的一名副检察长，五十多岁，头发已经花白，说话不急不慢。
他说，这个案子很严重。受害者中有儿童，有年轻女性，都是无辜的人。他说，上级已经知道了这个案子，给了压力，也给了支持。他说，我们要尽快把这个人找出来。
然后他让在座的人分别发言。
第一个发言的是侦查员科斯季耶夫。他四十出头，在州检察院干了将近二十年，经手过不少杀人案。
他把几起案件的时间、地点、受害者情况简要介绍了一遍，然后说了自己的判断：“凶手应该是本地人，或者至少在本地有落脚点。他熟悉铁路沿线的情况，知道哪里偏僻、哪里不容易被发现。他可能有车，也可能就是坐火车或者公交车到处跑。”
第二个发言的是法医。
他介绍了尸检结果，重点提到了一个细节：好几具尸体的眼窝附近都有损伤，有的是刮擦，有的是按压痕迹。他说，这种损伤不是必然导致死亡，但凶手似乎对受害者的眼睛特别感兴趣。
第三个发言的是从莫斯科来的刑侦专家。
他翻了翻案卷，然后说：“根据现有材料，凶手为男性，年龄三十五到五十岁，有稳定工作，可能有家庭。他经常出差，或者工作性质允许他频繁往来于不同城市之间。他下手的目标都是没有防备的独行者，说明他善于观察和接近目标。他不是冲动型犯罪，而是有预谋、有选择的。”
他停了一下，又说：“这种人，在日常生活中看起来跟普通人没什么区别。邻居不会觉得他可疑，同事不会觉得他奇怪。他可能就坐在你们每天经过的某个办公室里，或者站在某个火车站的站台上。”
会议结束后，专案组开始运转。他们调集了更多的人力，在重点火车站和公交站布控，对已有的前科人员进行排查，同时向社会征集线索。报纸上登了协查通报，虽然没有点明“连环杀手”这个词，但已经暗示了存在一个专门在火车站附近作案的凶手。
那些布控的便衣警察、排查前科人员的侦查员、翻阅失踪人口档案的内勤人员，他们每个人都在认真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要抓的那个人，此刻可能正在某个火车站的站台上站着，穿着体面的外套，戴着一副金属框眼镜，手里提着一个帆布包，等着下一趟列车进站。
而在他身后的某个地方，在某个他不知道的角落里，又有一个女孩的名字被写进了失踪人口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