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新放下报告，摘下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
沉默了很久，他才开口，声音里带着经历过无数次失望后才能沉淀出来的审慎：“老陆，有可能是巧合。”
“你老婆还在接受常规治疔，化疗、靶向药都没停。”
“你怎么能确定，她的好转是红霖口服液的功劳，而不是常规治疔本身的效果？”
“这种事情，在临床上太常见了一患者同时接受多种治疔，最后把功劳归结到其中一种上，尤其是那种被寄予厚望的、带着神秘色彩的那一种。”
“这其实是一种心理作用。”
陆远征没有反驳。
他只是从公文包里又拿出一沓文档，比刚才那沓厚得多。
“这是一个。”他把那沓文档放在桌上，“这是十个。”
周维新没有动。
“这是一百个。”陆远征又放下一沓。
他的手开始微微发抖，不是害怕，是一种被压抑了太久的、终于找到出口的情绪，正在从他身体的每一道缝隙里往外渗。
周维新看着桌上那堆成一座小山的文档，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
“我去陪我老婆接受治疔的时候，遇到的那些人。”
陆远征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象是在自言自语，但每一个字都象是被钉子钉进木头里，稳稳地扎在周维新的耳膜上，“有肺癌的，有胃癌的，有肝癌的，有乳腺癌的。”
“有的年轻，有的年纪大，有的刚确诊，有的已经被判了死刑。”
“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在市场监管局工作，不知道我老婆是什么病。”
“他们只是看到一个同样在陪床的病友家属，然后真心实意地向我推荐—
试试红霖口服液吧，我喝了之后，真的好了不少。”
“”
他顿了顿，喉结剧烈地滚动了一下。
“老周，我看得出来。”
“那些人绝对不是收了钱的托，他们是真心实意的。”
“他们说话的时候，眼睛是亮的。
2
“那种亮，不是钱能买来的。”
办公室里安静得只剩下空调出风口细微的嗡鸣声。
周维新低着头，看着桌上那堆文档，象是一尊被时间凝固了的雕塑。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陆远征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轻到象是怕惊扰了什么，“你在想，万一这些好转的案例，到头来又是巧合，又是心理作用，又是那些患者在绝望中抓住的幻觉呢？”
他深吸了一口气。
“可是老周，这种事情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是巧合。”
“发生在十个人身上，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发生在一百个人身上。”他的声音陡然拔高了一瞬，又缓缓沉了下去，“那就不是巧合，是事实。”
周维新终于抬起头。
他看着陆远征，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里，头一次出现了动摇。
“这次要是站错队，又或者背刺了一”
陆远征的声音开始发颤，但他的自光没有躲闪，”可能会让我万劫不复。”
“我在这行干了大半辈子，什么样的骗局都见过。”
“那些包装得天衣无缝的神药，那些演技比演员还好的患者，那些被利益捆绑得严严实实的灰色链条我都见过。”
“每一次，我都告诉自己，下一次，一定要更谨慎。”
他顿了顿。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不是因为那些数据，不是因为那些证言，是因为—我老婆。”
他的声音忽然哽住了。
这个在市场监管系统里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见惯了各种骗局和套路的中年男人，此刻眼框泛红，嘴唇剧烈地哆嗦着，象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把下面的话从喉咙里挤出来。
“你不知道，那天她复查完，拿着报告从诊室里走出来的时候，她笑了。”
“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笑过了，从确诊那天开始，她就不笑了。”
“化疗掉光了头发，她不笑；吃靶向药吃得整夜整夜吐，她不笑；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她不笑。”
“但是那天，她拿着报告，笑了。
“她跟我说，老陆，等我好了，我们去看海吧，我这辈子还没见过海呢。
他的眼泪终于滚了下来。
“我当时就站在诊室门口，看着她笑，听着她说要去看海。”
“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抬起手，用手背狠狠地抹了一把脸，然后直直地看着周维新，目光里带着一种让人不敢直视的决绝。
“所以我必须要保护红霖口服液，不是为了宏盛，也不是仅仅为了我老婆，而是为了千千万万个跟我老婆一样的病人。”
“那些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人，那些已经准备好后事的人，那些连遗嘱都写好了的人。
“”
“他们应该有机会，像秀兰一样，拿着报告从诊室里走出来，笑着跟家里人说，等我好了，我们去看海吧。“”
周维新沉默了很长时间。
办公室里只剩下陆远征压抑的喘息声，和窗外传来的、遥远而模糊的车流声。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得象砂纸磨过锈铁：“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我就再陪你疯一场。”
他站起身，从椅背上拿起那件挂了大半年的外套，披在身上。
“这次要是真栽了—”他一边系扣子，一边说，声音不高，却每一个字都象是被钉子钉进木头里，“不用你来背锅，由我来负责！”
“反正这位置坐了这么多年，也没做出什么象样的事来。”
“要是连一个能救人的东西都护不住，那这位置也的确是没必要再坐了。”
他系好最后一颗扣子，抬起头看着陆远征，嘴角扯出一个极淡的、几乎看不出来的笑：“还不如陪你们旅游去。”
“说起来，我也很久没见过海了。
，陆远征愣了一下，然后也笑了。
那笑容挂在他那张还挂着泪痕的脸上，显得有些滑稽，却又出奇地坦荡。
“滚。”他的声音还带着哭腔，但中气已经回来了，“谁需要你跟着？”
“我跟秀兰去看海，你跟着干什么？当灯塔吗？”
周维新没有接话，只是拿起桌上的车钥匙，大步走向门口。
他的背影在台灯的照射下被拉成一道长长的、沉默的剪影，象一把终于从刀鞘里抽出来的、还没沾过血的刀。
风暴，还在蕴酿。
但这一次，有人决定不再站在岸上看着了。
只是两人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豁出一切去帮宏盛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他们彻底傻了眼。
还没等他们出手，宏盛已经出手了。
而且一出手，就是以摧枯拉朽之势，将那些盘踞在暗处的对手连根拔起。
最先倒下的，是那些收了钱诬陷宏盛的“患者”。
宏盛的法务团队在赵宏盛一声令下之后，将积累了数月的证据一次性抛出。
每一份假病历、每一张伪造的收据、每一份自相矛盾的检查报告，都被一一映射到了具体的原告头上。
那些曾经在镜头前声泪俱下、控诉红霖口服液“毁了他们的健康”的人，此刻被扒得干干净净。
有人根本从未购买过红霖口服液，有人提供的诊断证明是盗用他人的模板，有人甚至连自己得了什么病都说不清楚，在法庭上被问及具体的治疔方案时支支吾吾、答非所问。
对于这些人，宏盛的处理方式冷酷而精准，带着一种让人脊背发凉的、近乎外科手术般的精细。
那些确实身患绝症、家境贫寒、被皮特手下的人用几千块钱收买来当枪使的患者，宏盛没有赶尽杀绝。
判决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公开道歉，承认自己受人指使诬陷宏盛公司，然后一终身禁止购买和使用红霖口服液及宏盛公司旗下任何产品。
赔偿金，象征性地判了一元。
那些人拿到判决书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暗自庆幸。
几千块钱到手了，道个歉而已，不痛不痒。
至于那个“终身禁止使用红霖口服液”的条款，他们根本没放在心上一个保健品而已，不用就不用，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错过了红霖口服液，就是错过了治愈的希望。
当他们的病友因为服用红霖口服液而逐渐康复、重新站起来、走出病房、回归正常生活的时候，他们只能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用那几千块钱买来的止痛药硬扛着。
到那时候，他们才会明白判决书上那行不起眼的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但那时候已经晚了。
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后悔药！
对于那些家境殷实、纯粹为了讹钱而参与诬陷的人，宏盛的手段就狠得多了。
罚款的金额经过精心计算刚好让他们痛入骨髓，把收受的赃款全部吐出来之外，还要倒贴一大笔，却又精准地卡在他们不至于倾家荡产、跳楼自杀的那条在线。
公开道歉，一样不能少。终身禁止使用红霖口服液，同样白纸黑字写在判决书里。
那些人缴完罚款之后，脸上甚至还挂着劫后馀生的笑。
有个开小超市的原告，被判赔了四十三万，缴款当天还在法院门口跟同伙说：“破财消灾嘛，钱没了还能再挣。”
“那破口服液，不让用就不用呗。”
同伙附和着，两人甚至还约了晚上去喝酒压惊。
他们不知道，自己刚刚用四十三万块钱，买断了自己活下去的希望。
对于那批最恶劣的，本身是红霖口服液的治愈者，在身体康复之后却被皮特收买、反咬一口、站出来“现身说法”控诉宏盛的人，宏盛没有留任何情面。
法律流程走到最严苛的那一档：
赔款，金额足以让他们把收受的每一分钱都连本带利吐出来；
坐牢，诈骗罪、诬告陷害罪，数罪并罚，刑期从一年到三年不等；
公开道款，判决书在全国性的媒体上全文刊登。
其中有一个叫马德胜的人，肝癌晚期，服用红霖口服液后肿瘤标志物从两千多降到了正常水平，病灶几乎完全消失。
他康复之后，皮特的人找到他，开价二十万，让他在镜头前说红霖口服液“导致病情恶化”。
他照做了，在视频里声泪俱下，说自己“被宏盛骗光了救命钱”。
判决下来的时候，他站在被告席上，面如死灰。
二十万全部追缴，另处罚金十五万，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一年。
以及—终身禁止使用红霖口服液。
他被法警带出法庭的时候，忽然嚎陶大哭起来。
不是后悔，不是谶悔，是恐惧。
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红霖口服液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能活到今天，全是因为那支小小的口服液。
而现在，那扇门在他身后永远地关上了。
对于那些恶意查封、勒令红霖口服液直营店停业整顿的官员，宏盛的手段更加致命。
那些人在不同省份、不同城市，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消防不合规、标签不规范、
接到群众举报，把红霖口服液的直营店一家一家地关停。
他们以为自己在执行公务，实际上每一笔帐都被宏盛的反向调查团队记录在案。
谁在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渠道、收受了谁的好处，证据链完整得象是用尺子量出来的0
宏盛没有公开这些材料，而是通过律师，一份一份地递交给了映射的纪检监察部门。
附带的，还有一份措辞严谨的举报信，每一封信的末尾都有一行相同的字：“如贵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予处理，本公司将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并保留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那段时间，好几个地方的基层官场象是被捅了的马蜂窝。
有人被留置，有人被约谈，有人主动交代问题。
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手里攥着一点权力就敢对合法企业吃拿卡要的人，此刻坐在纪委的谈话室里，面对那些被打印出来的银行流水、通话记录、微信聊天截图，面如土色。
他们中的大多数，最终都穿上了那件橘红色的马甲，在镜头前低着头，说“我姑负了组织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