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8月18日，苏联，莫斯科，中央机场
“谢廖沙，我们距离目的地还有多远？”机长扭头询问领航员，“还有100公里，误差15%。”领航员从地图上抬起头。
“油料充裕，发动机工作正常。”不等机长提问，机械师就主动汇报信息。“很好，让乘客们做好准备吧。”
郭长河靠在机舱壁上，透过狭小的舷窗向外看，巨大的机翼下，是苏联广袤无垠的、斑驳的土地。过去的三天里，只要不睡觉，他就这么静静地坐着，看着窗外。也不和任何人多说一句话，曾有乘客提议下盘国际象棋，但都被他冷冷地拒绝了。他对机舱里乘客的欢愉冷眼旁观，他清楚自己已经无法像一个普通人那样生活了，自己已然成了一个怪物。
机舱冰冷，空气中混合着汽油、皮革和寒冷金属的味道，无不唤起不愉快的记忆，让他想起那冰凉的刑讯室，想起包逸华、刘涛，以及，他自己。
云层瞬间消失，飞机开始向下俯冲，机舱前半段传来惊呼声，可他却无动于衷地坐着，或许死亡是一种更好的结局。
死亡没有来临，伴随着重重的撞击感，飞机着陆了。前面的惊叫声变成了欢呼声，他依旧缩在座椅上，看着跑道向后运动，终于飞机停下了。
郭长河没有急着起身离机，直到所有乘客都离开了，他才最后一个走下舷梯。一辆黑色的福特T型车无声无息地开了过来，他停下脚步。车在他身旁停下，车窗被摇下，“是保尔·柯察铁吗？”对方叫出了他的化名。
郭长河只是点点头，取出一个信封，信封消失在对方手中，半分钟后，后门开了，他也沉默地钻进车子。
司机一脚踩下油门，仿佛他是一个争分夺秒的赛车手，每次转弯几乎都是飘过去的。风声呼啸着从缝隙里钻进车子，成了车内仅有的声音，一路上没有人说话。郭长河始终闭着眼，靠在后座上，宛如老僧入定。
轿车并未驶向灯火渐起的市中心，也未前往任何官方接待机构，而是沿着莫斯科河，朝着城市心脏地带那片更为肃杀的区域驶去。
车速开始放慢，郭长河明白已经驶入了莫斯科的核心区域。他睁开眼，坐直身体。越靠近目的地，街道两旁的行人就越少，建筑的轮廓也越发方正、沉重，带着一种刻意摒弃装饰的革命美学。
最终，车子在一座庞大、方正、宛如巨大水泥方碑的建筑群前停下。它没有高耸的尖顶，没有华丽的浮雕，只有冰冷、单调的黄色墙体，在阴沉的天空下显得格外压抑——这便是卢比扬卡，全苏联人人闻之色变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总部。
车没有在大楼门口停下，而是顺时针绕过大楼，驶入一旁的小路，路的尽头是一扇密闭的铁门。车停下了，有卫兵上来检查，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那个男人亮了亮证件，卫兵立正敬礼，匆匆叫人拉开铁门。车停顿了一下，随即驶了进去，伴随着那扇沉重的铁门再次合上，他进入了卢比扬卡。
车轮碾压着鹅卵石路面开进了一旁的车库，停下。前排那人依旧没有说话，只是推开车门下车，郭长河也随着他下车。他带着郭长河走进一旁的一栋小楼，这里又有一个检查站。三个身穿制服的家伙站在检查台后面，那人向郭长河抬了抬下巴，郭长河顺从地将手提箱放在检查台上，然后摘下帽子，张开双臂接受检查。
对方很专业，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还要求他将衣袋全部翻过来。
“来，张嘴。”就在他以为检查结束的时候，又一个检查者托着盘子走过来，里面装着各种检查工具，宛如牙科检查。郭长河看了眼站在一旁的男人，他依旧一言不发。郭长河配合地坐在椅子上，张开嘴，舌头被压舌板压下，带镜子的检测工具探入口腔，紧接着是钩子，每颗牙齿甚至喉咙都不放过，他显然老于此道，动作娴熟，绝不亚于专业牙医。
终于，检查做完了。他们让开一条路，郭长河跟着那人走进后面的通道，七弯八绕之后，他上了电梯。但电梯并非向上，而是向下行驶。
终于，电梯门开了，前方是光线昏暗的甬道。他依旧一言不发，跟着引路人向前走。20步后，绕过一个弯道，后面又有一个警卫室，他再次接受检查，所有的可疑物品都被收走。
走过巨大的铁门之后，郭长河进入了卢比扬卡里最肮脏、最血腥的区域。这里简直是个迷宫，每一条走廊都被刷成白色，如果没有人引路的话，一会就会晕头转向。
两侧的黑色牢门宛如百眼巨人的眼睛，森冷地看着他，厚重的铁门封闭了里面的声音，身着制服的看守不时拉开观察孔察看里面的状况。
上方的蒸汽管道里回响着压抑的气流声，仿佛魔鬼的呼吸。郭长河知道，这帮混蛋会在现在向牢房里注入热蒸汽，加速犯人的崩溃。这套东西他在哈巴罗夫斯克的监狱里见过，在这方面，他们丝毫没有普通俄国人那种缺乏想象力的特征。但他无法指责他们，现在自己也是这台无情的机器上的一个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