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室的门“哐当”关上，隔绝了大厅的嘈杂。柳芙纳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镇定——她是外科主任，不能在新人面前露怯。可当她看到从腹部伤口露出的黏着煤渣的肠管时，她还是犹豫了，这个部位太难处理了，如果要整段切除，势必将影响患者今后的生活。
“需要我来试试吗？”柯察铁开口了，这让柳芙纳松了口气，她点点头。就像演练过千百遍般，他伸手就从器械盘里拈起一把弯钳，指尖在钳齿上轻轻一弹，金属震颤的脆响里带着股说不出的熟稔。
“酒精灯烧钳，75度乙醇浸泡三分钟。”声音像手术刀划开空气，“柳芙纳同志，麻烦你递块湿纱布，要拧到不滴水。”
柳芙纳机械地照做，目光却黏在他手上：那双手的指节有层薄茧，持钳的姿势比她带了三年的医生还稳。他用镊子夹起一块浸透生理盐水的纱布，动作轻得像怕惊醒睡梦中的婴儿，一点点擦去肠管表面的污物，每擦一下都要停半秒，确认没有连带扯动脆弱的浆膜。
“没有磺胺粉了？”他突然抬头，眉头皱成个川字。
柳芙纳的脸“唰”地红了——医院库存的磺胺早在月初就断了，此刻对着开放性腹腔，竟忘了提这茬。
“用煮沸的蒸馏水冲洗三遍。”郭长河没等她回答，已经从器械盘里拿起把圆刃刀，“我的教授常说，处理肠管挫裂伤——先看系膜侧，那里的血管少，从这里剪掉坏死段。”他用刀尖挑开肠壁粘连处，动作精准得像在齐鲁解剖课上分离青蛙的迷走神经，“宁可多切一点，也不能留坏死组织，否则感染起来，神仙也救不了。”
柳芙纳盯着他手中的肠管——原本以为中国大夫会更保守，没想到手法比莫斯科来的专家还“敢下刀”。
“缝合用间断垂直褥式缝合。”柯察铁换上持针器，针尖在酒精灯上燎了燎，“针距0.3厘米，边距0.2厘米，这样既能止血，又能保证吻合口强度。”他的手指翻飞如蝶，每一针都带着股不容置疑的笃定，柳芙纳盯着那行细密的针脚，忽然想起自己第一次缝合阑尾时的手抖。
……
当完成第三台手术后，其他人全都不顾形象，无力地瘫坐在地上，除了柯察铁。他的手术服已经湿透了，可依旧笔直地站着。
“晚上，我来看护这些病人。”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一丝疲态，“估计有两个人会出现高热，需要提前做好准备。”这语气仿佛他是主任，但没有人提出质疑，全都按他的要求去做准备。
回到办公室，柳芙纳瘫软在椅子上，桌上放着几份档案，翻到保尔·柯察铁，那份，原来他的中文名字叫高南轩，湘雅医学院学生。档案下方的备注栏特别注明，托派分子嫌疑，控制使用。她叹了口气合上档案……
傍晚，到家的格拉西莫夫将军惊奇地发现妻子居然已经到家了，正在厨房忙碌。
“我听说钢铁厂出事故了，你们是主要的抢救医院，怎么样？”
柳芙纳的手顿了顿，汤勺磕在锅沿发出清脆的响：“除了两不幸的，其他的都处理了。”她没提自己差点被醉汉打倒的狼狈，只捡了最轻省的部分说，“来了个新医生，叫保尔·柯察铁，中国人，湘雅医学院毕业的。”
“中国人？”格拉西莫夫挑了挑眉，军靴在地板上蹭出沉闷的声响。
柳芙纳的背影僵了僵，汤勺里的热气熏得她眼眶发酸。她想起手术室里柯察铁缝合肠管时的侧脸——那么专注，那么笃定，仿佛世界上只剩下病人的呼吸和针尖的走向，哪有半分“托派”该有的“动摇模样”？可不知怎么的，她又不禁想起那夜的济南，那夜的救护所，那个专注救护的德国医生，回国后不久也被打成了托派分子，消失在古拉格群岛之中。
“他今天处理了五个重伤员。”柳芙纳的声音轻得像雪落，“一个气管切开，两个骨折固定，一个脱臼复位，一个开放性腹腔损伤，肠管挫裂伤，换了莫斯科的专家，说不定直接给截肠子了，他硬是靠煮沸的蒸馏水和褥式缝合给保住了。”
格拉西莫夫沉默了。他想起军区会议上传达的，“托派分子就是苏维埃的癌细胞”，想起自己亲手批捕过的那些“同情分子”——他们有的只是读了禁书，有的只是私下议论“集体农庄太苦”，就被扣上“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帽子。可这个叫柯察铁的中国人，在手术室里连皱眉都带着股“必须把人救活”的狠劲，哪像个“癌细胞”？
“他为什么被处分？”格拉西莫夫终于问，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的皮带。
柳芙纳坐到餐桌旁， “档案里没写具体事由，只说‘29年在莫斯科发表不恰当言论’。或许所谓的“不恰当言论”，不过是说了句‘西方的治疗技术的优势‘？
“他今晚在医院值夜班？”格拉西莫夫转身问。
“嗯。”柳芙纳点头，把一碗热汤推到他面前，“他说有两个伤员会高热，要提前准备冰袋和退烧药。”她顿了顿，声音里带着连自己都没察觉的维护，“彼得罗维奇让我‘控制使用’，可今天要不是他，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时间房间里陷入了沉默，直到女儿欢快的声音响起，才打破这难堪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