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1月16日 九点五十四分，基辅，军区司令部
“司令员同志，十点整，会议室召开临时会议，请您务必出席。”副官推门而入，声音平板得像在宣读阵亡通知书。
“议题？”格拉西莫夫将军眉心微蹙，手下并未停顿，将一份刚看完的报告利落地锁进保险柜。
“未被告知，只强调了时间。”
确认无误后，将军戴上军帽，步出办公室。
踏入会议室的那一刻，他顿住了。人已到齐，而紧挨着他主位坐着的，正是巴萨耶夫。那条毒蛇正抬起眼皮，用一种混合了怜悯与嘲弄的目光，像X光一样扫视他。
所有的座位都有人了，除了那把孤零零的、位于长桌末端的“惩罚之椅”。
格拉西莫夫深吸一口气，腰杆挺得笔直，像一杆标枪，迎着那道恶毒的视线，一步步走过去。他坐下，后背与椅背保持着一拳的距离，这是他仅存的、不容侵犯的阵地。
“同志们，”巴萨耶夫率先打破沉默，声音在空旷的会议室里回荡，“今天，我们要揪出一条潜藏在我们内部的毒蛇，一个罪恶的托派分子！”
格拉西莫夫面无表情，迎向四面八方投来的目光——有敌视，有同情，更多的是一种事不关己的、等待好戏开场的幸灾乐祸。
“……格拉西莫夫同志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迷信技术兵器，公然削弱政治工作的灵魂作用！”后勤部长彼得罗夫率先发难，字字诛心。
“胡说！”格拉西莫夫猛地反驳，声音在会议室里炸开，“1920年波兰战役的尸山血海，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技术兵器的决定性？面对更强大的帝国主义敌人，我们若没有钢铁之躯，靠什么去战斗！”他看到后排有几位师长在暗中点头。
“好了，同志，不要纠缠细枝末节。”巴萨耶夫见风向有变，立刻切断了对话，像切断了电源，“让我们听听这个。”
当那熟悉的、被扭曲的格里申邦旋律响起时，格拉西莫夫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混蛋！”他怒吼着想要站起来，但身后的两名警卫像两堵墙，瞬间将他按回原位，力道之大，让他脊椎生疼。
“这是伪造的！彻头彻尾的伪造！”录音机里传出的声音越来越疯狂，那些字句，那些指控，根本不是那天客厅里发生过的对话。会场的气氛凝固了，人们的表情从期待变为困惑，再变为一种被操纵的惊愕。
“我提议，立即对格拉西莫夫将军进行立案审查！”巴萨耶夫无视这瞬间的寂静，示意助手关掉录音机。
“同意的，请举手。”他第一个举起了手，动作标准得像在接受检阅。
“必须查！还要顺藤摸瓜，把他的同党一网打尽！”彼得罗夫立刻响应，手臂高举，仿佛那不是指控，而是救赎的圣礼。紧接着，第二只、第三只手，像收割的麦穗，齐刷刷地举了起来。
“一致通过！”
冰凉的手铐“咔嚓”一声锁住了格拉西莫夫的手腕。紧接着，另一双手粗暴地抓住他肩章上的金色枝叶，猛地一撕。
那面代表着荣誉与责任的红色领章，飘落在地，像一滴干涸的血。
1930年11月16日 十一点三十二分，基辅，基辅市第二劳动人民医院
“高，你真的要离开吗？”
“是的，柳芭，已经定下来了，下个月月底我就回国了。”
“你是个好医生，这里的病人需要你。”
“可是我的祖国和人民更需要我。”
“好吧。”柳芙纳叹了口气，目光转向一旁的冬妮娅，“冬妮娅会想念你的。”
“对了，她的脚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
……
“是柳芙纳医生吗？”
一个冷漠的声音猝然响起，像一把冰锥刺破了诊室里短暂的温情。循声望去，一个穿着军用雨衣的人站在门口，雨水顺着帽檐滴落。
“是我。”柳芙纳的身体肉眼可见地僵硬了，她像一只察觉到危险的幼鹿，本能地向后缩了缩。
“我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那人掏出证件晃了晃。那一瞬间，走廊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周围的病患和护士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压抑的嘘声，随即自动让开一条通路。中间只剩下那个男人、柳芙纳，以及一直沉默旁观的郭长河。
“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那人向前一步。他身后又走出两个同样穿着雨衣的人，身影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拉得很长。
“你们通知她丈夫了吗？”郭长河上前一步，不动声色地将柳芙纳护在身后，形成了一个微小的防御姿态。
“呵呵，”那人嘴角勾起一丝冰冷的弧度，“格拉西莫夫将军正在接受我们的调查。”
希望像肥皂泡一样，“啪”地一声破裂了。
“高，帮帮我。”柳芙纳一把抓住郭长河的手，指尖冰凉，“帮我照顾一下冬妮娅，好吗？”
郭长河看着女人噙满泪水的眼睛，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捏住，窒息感瞬间蔓延开来。他强迫自己迎上她的目光，不让那泪水击垮自己的伪装。
“放心吧，”他的声音出乎自己意料的平稳，“我想这一定是个误会。过不了多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只能这样承诺，用这苍白的谎言，为她撑起最后一点支撑。
“我会照顾好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