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一日，长江客轮。
陆铮站在船舷边，看着江面上泛起的波浪，两岸的田野和村庄在薄雾中缓缓后退。他已经换下了那身协统制服，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脚蹬千层底布鞋，手里提着一只皮箱，看起来像个跑码头做生意的商人。陈有才跟在他身后，穿得更朴素些，像个账房先生。
这不是陆铮第一次来上海。
一年多前，他曾秘密来过一次，以商人的身份在法租界的一幢小洋楼里，见过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负责人李燮和。那一次，他坐在李燮和对面，喝着龙井，说了那句模棱两可的话——“北洋军人不干政，但也不反对革命。”
时隔一年半，上海变了，他也变了。
去年他来的时候，大清还在，摄政王载沣还在折腾，革命党在广州刚闹完新军起义，还被镇压了。现在，大清快完了，革命党占了南方半壁江山，北洋军和革命军在武汉打了四十多天，死了上万人，南北双方终于坐到了谈判桌前。
船驶入黄浦江，两岸的景象越来越清晰。左岸是浦东，还是一片荒芜的滩涂和农田，偶尔有几间低矮的茅屋，跟江北的乡村没什么区别。右岸是浦西，外滩——那里是另一个世界。
陆铮看到了外滩的那一排建筑。江海关、汇中饭店、怡和洋行、有利银行、上海总会一幢幢西式大楼巍然矗立，花岗岩的外墙在阳光下闪著暖色的光，拱形的门窗、雕花的廊柱、高耸的钟楼，每一栋都像是一座宫殿。江海关的钟楼高耸入云，钟面上巨大的罗马数字清晰可见，时针正指向十点。钟声悠扬，在江面上回荡。
江边的马路上，汽车、马车、黄包车川流不息，行人们穿着西装、旗袍、长衫，行色匆匆。码头上，搬运工扛着货物穿梭，苦力们喊着号子，巡捕房的印度巡捕戴着红头巾，站在路口吹着哨子，指挥交通。江面上，除了客轮和货船，还有几艘外国军舰，炮塔缓缓转动，像是在巡视自己的领地。
十里洋场，灯红酒绿。
这个词陆铮上次来时就听说过，但这次亲眼看到，感受更深。去年他来的时候，心思全在李燮和身上，谈完就走，没怎么细看这座城市。这次不一样，他要在上海住上一阵子，看和谈，看人，看这座城市的脉搏。
“东家，船靠岸了。”陈有才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陆铮提着皮箱，走下跳板，踏上了外滩的码头。脚下的石板路平整坚实，踩上去跟小站的泥土地完全是两个感觉。空气中有江水的气息，有汽车尾气的味道，有面包房飘来的奶油香，还有隐约的香水味。各种气味混在一起，像这个城市本身一样驳杂、喧嚣、充满诱惑。
他站在码头上，回头看了一眼江面。客轮正在掉头，准备驶回汉口。江面上波光粼粼，阳光碎成千万片金箔，在水面上跳跃。几艘小舢板从客轮旁边划过，船夫摇著橹，唱着听不清词的小调。远处，法国军舰上飘着三色旗，英国军舰上飘着米字旗，美国军舰上飘着星条旗。
“东家，车来了。”陈有才叫了一辆黄包车，车夫穿着蓝色短褂，满脸堆笑。
陆铮上了车，陈有才坐在旁边。车夫拉起车，跑得飞快，车轮在柏油路面上发出沙沙的声音。
“去英租界，南京路。”陈有才对车夫说。
“好嘞！”
黄包车穿过外滩，拐进了南京路。陆铮坐在车上，看着两边的街景。南京路是上海最繁华的商业街，两旁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橱窗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英国的呢绒、法国的香水、德国的钟表、美国的罐头、日本的绸缎，还有本地的丝绸、茶叶、瓷器。穿着旗袍的太太小姐们挽著洋装男士的手臂，说说笑笑地进出商店。穿着制服的店员站在门口鞠躬迎客，笑容可掬。
路边有报摊，摊上摆着《申报》《新闻报》《字林西报》，还有几份日文报纸。一个穿学生装的年轻人正在买报，手里还拿着一本英文书。街角的咖啡馆里，几个外国人在喝咖啡，桌上摆着银质的咖啡壶，侍者穿着白色制服，彬彬有礼。
霓虹灯还没亮起来，但陆铮能想象到夜晚的景象。上次来上海，他住在法租界的小旅馆，匆匆来匆匆走，没怎么逛过南京路。这次他要在这里住上一阵子，有的是时间看。
“东家，”陈有才凑过来，压低声音，“您觉得上海怎么样？”
陆铮沉默了片刻。
“上次来，没细看。这次看，跟上次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上次来，大清还在。革命党还在闹，但闹不大。现在，大清快完了。革命党坐在谈判桌上，跟袁大人的人面对面谈。”他顿了顿，“这座城市，正在见证历史。”
黄包车在南京路的一幢大楼前停下。门口挂著“华洋大饭店”的招牌，门童穿着红色制服，戴着金边帽子，拉开门，鞠躬。
陆铮下了车，抬头看着这幢大楼。六层楼，花岗岩外墙，拱形窗户，门廊的柱子是科林斯式的，雕著莨苕叶纹。大堂里铺着大理石地面，挂著水晶吊灯，前台的服务员穿着西装，操著流利的英语。
他在小站住了六年，住的是砖瓦房，睡的是木板床，用的是油灯。每次到上海，都像是穿越了时空。
办好入住，陆铮和陈有才上了三楼。房间不大，但布置得很精致——西式大床，丝绸被褥，红木家具，窗台上摆着一盆兰花。推开窗户，可以看到南京路的街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陆铮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一切。黄包车夫拉着车在街上飞奔，报童举著报纸喊著“号外号外”，巡捕吹着哨子指挥交通，外国水兵搂着中国姑娘走过。街角的咖啡馆里飘出爵士乐，隐隐约约，断断续续。
陈有才站在他身后，没有说话。
“有才，”陆铮忽然开口，“你知道我想到什么了吗？”
“东家，您想到什么？”
“小站。”陆铮转过身，看着他，“小站的操场上，士兵们光着膀子练刺刀。冬天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冻得手都伸不直。他们一个月拿几两银子的饷，家里好几口人要养活。他们不知道上海长什么样，不知道什么是爵士乐，不知道什么是大理石地面。”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下来。
“他们用命守着的这个国家，它的最繁华的地方，是洋人的租界。这里的一切，跟他们没有关系。”
陈有才沉默了片刻。
“东家，您说得对。但这不是他们的错。”
“也不是你的错，不是我的错。”陆铮转过身，又看着窗外，“但这是事实。小站的士兵，直隶的农民，河南的百姓——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活着，死了，埋葬了。而这片土地上最好的地方，不是他们的。”
窗外，南京路上依旧车水马龙，熙熙攘攘。黄包车夫拉着车，洋行的职员夹着公文包，巡捕房的印度巡捕吹着哨子，外国水兵搂着中国姑娘走过。没有人注意到，三楼窗户后面，有一个从北方来的军官，正用另一种眼光看着这一切。